(三十一)九里堤:孔明筑堤防洪灾因整个大堤有九里长，所以称“九里堤”。为了记住诸葛亮亲自修堤的功德，大家又把九里堤叫“诸葛堤”。从一环路北一段与府河相交处的西北桥向北，沿府河西侧，有一条南北向大街，就是九里堤路。由于这条道路很长，所以又分为九里堤南路、九里堤中路、九里堤北路。著名的西南交通大学，就坐落在九里堤中路以西。如今的九里堤有繁华闹市之景，也有清静世外的雅致。在千年之前，这里是一处防洪堤，不过这座防洪堤不简单，相传是诸葛亮(字孔明)亲自主持修建的。诸葛亮筑九里堤坝防洪在《成都县志》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县西北十里，其地洼下，水势易趋，汉诸葛孔明筑堤九里捍之。宋太守刘熙古再加以重修。”这句话简要介绍了“九里堤”名字的来源，即成都西北方向地势低洼，容易积水，汉时诸葛亮修筑了九里长的堤坝来防洪，宋时太守刘熙古又巩固修复。《大清一统志》卷也有类似记载:“九里堤，在成都县西北。堤长九里，故名。相传诸葛亮所筑，以捍水势。宋乾德中，

守官刘熙古重修，一号刘公堤。”顾名思义，之所以称为“九里堤”，是因为堤坝长约九里。而关于诸葛亮修建“九里堤以捍水势”，《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刘备打下成都后，诸葛亮当了丞相。一日，诸葛亮出城办事，看到城郊西北角的庄稼长得稀稀拉拉，苗色枯黄。他便问一个白胡子老头是怎么回事，老头说:“早先日子好，这条河是李冰开的，叫柏条河，两岸的土地肥得流油。这十来年，刘璋光晓得吃喝玩乐。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不治水，这条河就拿给泥沙堵起了。一下雨就遭淹，好些人都到外地逃荒去了。”诸葛亮一听，便决定淘理河道，又修补了河岸，并在白胡子老头的“指点”下，修筑了一条九丈高、九尺宽、九里长的防洪大堤。因为整个大堤有九里长，所以称“九里堤”。为了记住诸葛亮亲自修堤的功德，大家又把九里堤叫“诸葛堤”。秦汉时漂运木材修宫殿除了防洪，著名学者罗开玉在其著作《四川通史·卷二》中提到了“九里堤”的另一个功能——漂运木材。《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建堰后，在成都可“坐致材木”。那么，这些木材在什么地方上岸呢?经过仔细审查秦汉时成都城外江道，九里堤位置最佳，若在其下游便会影响成都城外航道。《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云: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当时九里堤就在蜀汉宫旁边，而修建蜀汉宫又需要大量的木材，在此筑堤、建码头，既方便从皇宫取水路外出，又方便打捞木料等。罗开玉指出，《三国志》云:“(建兴)十四年夏四月，后主至湔，登观阪，看汶水之流，旬日还成都。”观

阪就是都江堰离堆。而古书中记载的后主外出，很可能取水路，从九里堤登船。不过，对于“诸葛亮筑九里堤”一说，民俗学家袁庭栋认为有待商榷。“从宋代的文献来看，这种说法完全是出于成都人对诸葛亮的尊崇，”袁庭栋说，九里堤是唐代的高骈修建的，当时为了防范水患而实施的郫江改道的附属工程，本名糜枣堰。这一说法在白郎先生主编的《成都掌故》中也有提及:“唐乾符三年()，西川剑南节度使高骈扩建成都筑罗城，将郫江改道筑九里长堤辟水，取名九里堤。”保留九里堤28米遗址在《成都市志》中曾提到，晚唐节度使高骈在成都城的西北九里堤开糜枣堰，使府河改道，由绕城西而东向流改为由西向东绕城北再折向南流，与南河在合江亭下汇合，形成“二江抱城”的城市格局以来，经宋元明清至民国，成都的这种城市格局一直保持不变。如今，九里堤的防洪功能早已消失，在原来堤址的遗迹上逐渐形成了一条道路，后来逐渐分为九里堤南路、九里堤中路、九里堤北路。据袁庭栋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量过，九里堤竟然长达米，真的是九里。年，西南交通大学成都校区在原洞子口乡九里堤村和营门口乡前进村范围内大规模兴建，这一带逐渐成为闹市。年，九里堤路正式命名。年8月，坐落于九里堤中路的九里堤遗址公园正式免费对外开放。整个公园占地2亩，包括九里堤遗址、诸葛庙和縻枣亭3个部分，并保留了原始九里堤的28米遗址，这段在风雨中飘摇了千年的堤坝

终于在新城市建设中得以保存下来，九里堤遗址公园也是成都“北改”文态保护首个开放的项目。

(三十二)花牌坊街:烈女喋血明心迹花秀才日夜温书复习，最终如愿以偿做了官，爱民如子，于是成都府尹上奏朝廷修建一座牌坊。从西大街再往西走，在西月城街和一环路之间的那条横街，就是花牌坊街。花牌坊街，顾名思义，就是这里有过一座“花”牌坊。依标志建筑命名，也是成都街道得名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今天的花牌坊街在一环路附近，是资格的市中心地区，然而在清末，这里则是郊外。民俗专家袁庭栋介绍，清朝时期，成都城的西门，就在今天西大街的位置，而花牌坊街，则是不折不扣的郊外。花的牌坊还是姓花的牌坊?《成都地名掌故》一书中收录了跟花牌坊的两个传说。一说是，这牌坊修建于清朝道光年间，这条街上住了一户姓刘的人家，刘先生在私塾讲课授业，膝下只有一个聪明秀丽的女儿。随着小女儿渐渐长成，上门提前的人也多了起来，可是都被刘先生以“女儿尚幼，暂不考虑亲事”为由，婉言拒绝。原来，刘先生早就看中了自己的得意学生张君，觉得张君人品好，书法也好，有意将自己的爱女许配给他。刘先生托人与张君的父母商议，并行过聘礼。然而，准新郎张君却突然得病并很快不治身亡。刘小姐悲愤过度，也得了怪病，只见肚子大了起来。刘先生找了不少医生都不见效果。不少曾经垂涎过刘小姐美貌，又被拒绝的浪荡公子见此情形，散播流言，说刘在未婚夫死后这么多日身怀六甲，定有苟且之事。父女二人受辱蒙羞，

刘小姐来到总督衙门要击鼓申冤。进堂见到制台大人后，刘小姐连连磕头，口称冤枉，声泪俱下地讲述了一遍事情的来龙去脉。刚刚讲完，猛然从怀里抽出一把短刀，插在小腹上。刘小姐大叫一声“大人，做主啊!”便倒地身亡。制台大人大惊失色，他急忙让人把尸体抬到一边，要仵婆仔细查验。这刘小姐肚子虽大如斗，但里面哪有什么婴儿，都是腹中郁积的血污，是刘小姐忧愤成疾所致。制台大人大怒，令衙役把造谣的浪荡公子些一一查明归案，而刘小姐为剖明心迹而血溅公堂的事迹也在全城传播开来。制台大人感其贞节刚烈，上奏朝廷请求修建一座牌坊，因为这牌坊刻有许多石雕花卉，人们就叫它“花牌坊”。另一传说是，这个牌坊修筑于明朝，朱元璋在位期间，西门一条街上居住的秀才花如春屡次应试科举，都名落孙山，难免灰心丧气。有一天，来了一位行乞的叫花婆子，花秀才心生怜悯，将身上仅有的5文钱给了她。叫花婆子谢他说他是将相之才，要努力考取功名。

花秀才受到鼓励，重新日夜温书复习。他最终如愿以偿做了官，爱民如子，于是成都府尹上奏朝廷修建一座牌坊，彰显花如春，于是这个牌坊就被叫做“花牌坊”。摆一摆“各说阁”的龙门阵旧时成都街街巷巷里都有不少茶铺，花牌坊也不例外。这里面在旧时成都都比较有名气的一家，叫“各说阁”。民俗专家刘孝昌介绍，各说阁算当时比较大的茶馆了。抗战时期，各说阁所在的花牌坊已经在西门外的城墙边边上，更像农村。周围的农民多是栽花养草的花农，在家和地里种了不少用来制作川西盆景的植

物，比如银杏、金弹子、紫薇花，一年四季绿意盎然不说，还每季都有应景的鲜花，别有一番景致。抗战时，拆城门跑警报，这一带也常常是城中居民的疏散地，各说阁里往来茶客不少，成为成都城内名噪一时的茶馆。刘孝昌说，各说阁里的茶客里，有特色的一类人是花农。隋唐以来，成都就有栽花的习俗，达官贵人也讲究园林装饰，这极大促进了川西盆景的发展。西门这边的花农不仅种花栽树，也要制作养护盆景。逢场天，花农们要到茶店子一带购买种花要用的种子、肥料，也要买盘扎盆景用的棕丝。累了就在各说阁里歇歇脚，喝喝茶，聊聊天。花农们自然多是交流自己种花修建盆景的心得体会和技术。除开花农，进城的农民会在这里歇脚;小商小贩聊聊彼此的生意经;有人专门过来喝早茶，再在茶铺旁边的小面馆吃吃早点;这里也永远少不了袍哥些的身影，喝茶理事断公道。茶馆就是典型成都人的社交场所，三教九流的人都汇聚在这里，但是“各说各话”，从这点看，“各说阁”的名字起得还是相当贴切。这条街上，还有一座很有名的建筑——徐子昌旧居。徐子昌是民国时期，成都袍哥组织“西城社”的总舵把子，有“西霸天”之称，是响当当的不敢惹人物之一。抗战时期，为方便城中居民跑警报，躲空袭，当时的国民政府拆城墙，开城门，西边这里拆了月城，花牌坊一带逐渐和城内的街道连接并发展起来。

(三十三)水碾河:一座水碾一条河从成都市最繁华的春熙路，沿着蜀都大道，一直往东，有个地方叫做水碾河。水碾河片区内，

很多条小街的名字都是以“水碾河”命名。作为老成都的东门户，在这里，曾有被成都人笑称“工人阶级等于0”的雕塑，也诞生过成都第一座收费厕所、成都的标志性建筑成都饭店。曾经是“一座水碾一条河”“水碾河”这个名字，可分为“水碾”和“河”两部分。古代的成都，市区内河流纵横，可以称得上一座水城。过去，“水碾河”真的是一条河。这条小河，是府河和沙河的分支汇合而成，有着两条河流的“血统”。在有电动碾磨之前，成都人就借助水力来推动碾子。因为成都的水多，水碾自然也多。根据《成都通览》记载，“成都之近城水碾”就有11处。“罗家碾”、“双水碾”......在成都，与“水碾”相关的地名也是很多的。水碾河上，自然也少不了水碾。这座水碾从清代一直使用到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50年代，民俗学家袁庭栋经过此处，它还依旧坚守岗位，是当时成都城区附近唯一还在使用的水碾。据袁庭栋回忆，这座水碾，就在现在已经拆掉的成都饭店的后面。年开始，成都兴建东郊工业区，原本的田野上，修起了公路和建筑，使用近百年的水碾和水碾河不复存在，人们只能从“水碾河”这个名字和老人们的讲述中，想象当初村民们在河边碾米、磨面的场景了。道路宽了，楼房高了，水碾河越变越洋气了。老成都曾智成说，他曾专门骑车穿过半个城来到水碾河，就想看看这里的一座厕所。它是成都第一座收费的厕所--那个时候，上个厕所还要给钱，可是一件稀奇事!年，成都饭店开业。90年代初期，在这里吃一顿饭，就够你出去显摆好多天了。如此“港”

的成都饭店，可是创下了许多个“第一”的:它曾是西南地区首家4星饭店，也是四川省首个由4星降为3星的饭店。年，伴随着爆破声，这个曾风光无限的饭店成为了历史。在堵车还不那么严重的时候，水碾河一环路口中央，有一个街心花园。这个地方，可是有不少60后、70后的甜蜜回忆。因为有花有草，这个面积不小的花园成了当年的小年轻们耍朋友的“最佳场所”。每天，这里都被成双成对的情侣们“占领”，如果去晚了，好位置可就没有了。现在，街心花园没有了，当年的年轻情侣也已成老夫老妻，不过，当他们乘车经过这个路口时，也许还会想起，自己曾经在这里说过的甜言蜜语。地标建筑:“工人雕塑”这个街心花园中间，还有一个地标建筑--一座高约十米的“建设者”雕塑。年，这座雕塑落成，一个钢铁工人和一个纺织女工，在圆形的管道上，眺望远方。正是这个“0”的造型，有人调侃地为这个雕塑起了一个十分别名--“工人阶级等于0”。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认为，这个谑称，其实也反映了当时国营企业经济转型时期，工人们的一种无奈的心情，诙谐中，也饱含心酸。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成都东郊可是成都最大的工业集中发展区，攀成钢、成都发动机集团()、红光电子管厂、成都亚光电子公司等企业，都建在这里。随着经济改革，国营企业开始转型，原本的“铁饭碗”也不“铁”了。看着这个雕塑，一些人以此自嘲。年开始，东郊的企业搬迁，后来，这座雕塑被搬到了成都东郊工业博物馆。因为厂的搬迁，水

碾河这里的工业味道渐渐散去。被废弃的工厂仓库，被爱好吃喝玩乐的成都人改造成了文化创意园，多了一丝文艺气息，成了文青聚集地。从工业到文艺，从繁忙到悠闲，时空转变，那些美好的、悲伤的记忆还在，成都人心中的水碾河，又有了另一种味道。

(三十四)成都经典地名都有一个好故事-猛追湾:武僧猛追献忠地:张献忠兵败离开之际，武艺高强的武僧们奋力追杀他，一直追到府河大湾......千百年前，府河水流经成都东郊时，由西向东的流向，猛然间拐了一个大湾，折射南流方向，加之水位落差增高，波涛汹涌，后浪推前浪，形成“猛追”之热势。于是，当地老百姓很现实地就把这无名的河湾取名为猛追湾。猛追湾地名的得来，如果说初始阶段是形象逼真的直观称谓，那么，随着府河水长年累月穿透历史，猛追湾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张献忠在成都大开杀戒后，引来大慈寺的武僧不满，他们在张兵败离开之际猛追到府河大湾，所以这里被猛追而得名猛追湾。“母猪湾”改成“猛追湾”早先，猛追湾河边住着一户姓李的人家，男人得病死了，留下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儿子李郎种菜务农，老妈喂猪养鸡。有一天，李郎一大早就进城卖菜去了，老妈刚把母猪赶到河边敞放，就来了一个道士，见那母猪长得奇形怪状，问:“居士，你这条猪肯卖么?”老妈答:“道士啊，这母猪我都喂了三年啦，吃得跑得，就是不下猪崽儿。你肯要，我卖给你。”道士马上摸出银两，一边数钱给老妈，一边说:“还要麻烦你帮我喂一些日子，七七四十九天后，就不喂猪，让母猪饿一天，到

了那天晚上我自有安排。”道士走后，老妈纳闷起来:“道士买不下崽的母猪干啥子呢?”李郎从城里回来后，听老妈讲起道士买猪的事，也感到有点古怪。没过几天，道士果然又来到猛追湾边看敞放的母猪，老妈刚张口要问话，道士就先伸出右手向河湾，很神秘地说:“居士，你看这河湾有一个回水沱，那打转转的漩涡下有一口金钟，那金钟是我道观之宝，被妖怪偷来丢到回水沱里去了，要想捞起来，就得靠母猪的功夫!”话毕，道士就突然不见了。转眼七七四十九天到了，李郎见母猪饿得心慌，就在天黑前拌了猪食，让母猪吃饱喝足，使母猪有劲捞金钟。晚上，道士如期而至，只见他虔诚地安好香案，插上香蜡，等到子时，道士手中的拂尘一挥，两眼微眯，口中念念有词。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拍打了一下母猪，母猪就劲头十足地沿着河湾往回水沱跑去，跳进漩涡中......顷刻间，母猪浮出水面，瞬间又沉下水中，反反复复，时辰已过，母猪却莫得动静啦!道士慌了，忙问:“居士，你可照我说的饿了母猪一天?”李郎抢着回答:“天黑前，我瞒着老妈，想到母猪饿得可怜，就喂饱了它。”“哎呀!”道士长叹了一口气，正色道:“你的好心误了我的大事啊，母猪吃饱了，哪还有心思跟水妖斗法呢!这不，母猪已被水妖镇死在回水沱啦!”从此，母子俩心怀母猪之死，就把河湾叫做“母猪湾”。年长月久，“母猪湾”传走了音，成了“猛追湾”。猛追张献忠的历史见证猛追湾地名的来历还有第二种说法，那就是真的因为有人曾在这里被猛追而得名。而这种说法还很“权威”。成都筑

城始于秦惠文王后元十四年，即公元前年。到了明朝末年，四川遭受了噬人魔王张献忠的大屠杀，造成了地旷人稀的惨局。张献忠第一次攻打成都，进城后大开杀戒，把全城化为一片焦土之时，却引来大慈寺的武僧不满，奋起反抗。在张献忠兵败离开之际，武艺高强的武僧们奋力追杀他，迫使张献忠如丧家之犬，带领随从逃出城门，沿府河大湾逃窜。武僧们猛追到府河大湾，所以这里被“猛追”而得名猛追湾。被猛追的人，便是历史上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张献忠。猛追湾成为猛追张献忠的历史见证。“张献忠剿四川”，民间传说了几百年。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长达年，从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陕西等8省区迁徙的人，只要居住成都，无一不传说猛追湾地名的经典版。如今的猛追湾时过境迁，不但衍生出猛追湾街、猛追湾东街、猛追湾南街，波及范围南起双林路、北至建设路，全长米，宽8米的街道。而且猛追湾府河两岸，西岸有猛追湾游泳场馆，东岸有高达米的四川电视塔。由于电视塔矗立在猛追湾成华区的地盘上，成为成华区地标性的建筑，还成为新成华大道的起点。

(三十五)营门口:孔明一“屯”管千年

上世纪90年代的营门口立交桥。

在成都市西北边，有一个地方，一说地名，几乎所有成都人都会“哦”一声。这个地方，就是营门口。相传这里就是三国时期蜀国的军营。如今，军营早已没有了，但多年来，“营门口”这一名字却牢牢流传下来。诸葛亮当年在此屯兵耕战从三国蜀汉时期，就有了“营门口”这个地名。这一名字的得来，与诸葛亮(字孔明)有关。之前，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正规名字，相当于阿狗阿猫一样无名。东汉末年，天下三分，刘备三顾茅庐，终于感动了诸葛亮。从此，诸葛亮鞠躬尽瘁，为蜀效力，先夺荆州，次取四川，并打算两路北伐，一举统一天下。然而，还未等到北伐中原，刘备便在白帝城去世了，忠心的诸葛亮辅佐刘备之子刘禅，继续北伐要打仗，战士和马匹都离不开粮食。然而，刘备死后，蜀国国力削弱，蜀汉之地经济也不发达，当地百姓仅能维持自己温饱，哪来粮草上交!于是，诸葛亮决定屯兵耕战。当时，成都西郊一带有一片荒野，经过实地考察后，诸葛亮选中这里作为屯兵耕战之地。随着一声令下，大批军队便在这片荒地上安营扎寨，种起粮食。然而，根据《三国志》记载，由于此地常常闹洪灾，为了防洪，诸葛亮又提出在郫江西向北段修建长堤。九里长堤完工，荒地变为良田，年年丰收，军饷充足。原本的荒野，成为了军队的基地，由诸葛亮坐镇指挥耕战的中军大营帐也设于此，军营弥补，战车云集，粮草通过这里，运到前方，解决了战士们的吃饭问题。“营门口”这一名字便这样诞生了并流传下来。黄忠葬此地，得名“黄忠村”在营门口，有个黄忠村。黄忠是蜀汉五

虎大将之一，号称三国第一神箭手。黄忠的箭射得有多准，“黄忠射箭——百发百中”这句歇后语便可回答。一般说起黄忠，前面总会加“老将”两个字。在成都武侯祠的文臣武将廊中，黄忠的塑像，长须飘飘，看起来就“资历”不浅。不过，虽然黄忠总被说成“不服老”，但他的年龄却比女人的年龄还神秘。建安二十五年(年)，刘备伐吴，黄忠主动请缨担任先锋，然而，箭术不凡的他，最终却死在乱箭之下。黄忠死后葬在哪里?在《华阳国志》《蜀中广记》以及《四川通志》等不同朝代的文献中，都无法找到答案。然而，清代同治年间修撰的《成都县志》却写有“黄刚侯墓在县西十里，化成桥侧”。“刚侯”是黄忠的谥号。

清道光五年，就在这个地方，一个农民耕地时发现了一块写着“黄刚侯讳汉升之墓”的墓碑。地主刘沅便召集村上乡亲父老们，捐款修复黄忠的墓，还在墓旁修建了黄忠祠。遗憾的是，它们都已被破坏了。这个地方原本叫“鸡矢树”，因“黄忠”知名度太高，自黄忠祠、黄忠墓建成后，乡亲们每年清明都要到此祭祀，“黄忠村”这个名字渐渐地取代了原地名。营门口立交桥保留“门味”

据民俗专家袁庭栋介绍，营门口路是早期成灌公路的一段。成灌公路是一批留日学生建议修建的，是我国最早的公路之一。这条公路的修建，也是历经坎坷，因为各方的阻挠以及经费紧张，这段路从年动工，直到年才全部修通。修建成灌公路时，工人们在城郊一片农田中新开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营门口路。虽然成灌公路路况不好，桥梁也不稳，但它好歹是一条可以通车

的公路。成灌公路建成后，成灌长途运输公司立刻动手修建西门长途汽车站。从年建成到年搬家，位于营门口路的西门车站，早已成为成都一个地理坐标。诞生于农田之中的营门口路，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还依旧被农田“包围”。后来，随着城市建设的扩大，繁华的闹市才取代了农田。如今，在营门口路上，建起了立交桥，经过多次改造，这座立交桥由两层“长高”到四层，并获封“新二环上最复杂的立交桥”的称号。作为成都通往“后花园”都江堰的通道之一，营门口立交桥处处体现着“门”这一特点。远远看去，立交桥如同一个巨大的“门”字。而当你走在桥下，也会发现，每一个桥墩，都看起来像篆书的“门”字。这些“门”的造型，现代感中，有包含着传统书法和雕刻工艺，让人感受到穿越时空的“古今之门”的韵味。

(三十六)万年场:在成都人听来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地方。鲜有人知的是，从前这里不过是一条通往东门的不起眼小路，它的名字传说出自“妇人之口”，这里曾是成都东郊重要的工业区之一，也曾伫立着那座有名的“英雄纪念碑”。“但愿夫妻恩爱万年长”

黄明全先生主编的《四川地名故事》中提到的万年场的名字由来，颇有意思。传说明末清初，成都东郊有一座无名小庙供奉了一尊观音菩萨。这尊观音菩萨非常灵验，远近村民生疮害病、求子求孙的，都会到这里来磕头作揖。龙泉驿住着一个屠夫，生性暴烈，甚至对老母亲也会大声呵斥，二十多岁都没娶上媳妇。他偶然听说了灵验的观音庙，决定去朝拜一下，以求早日成家。于是有一

天天不亮，他就动身来到小庙，里里外外找遍了，就是没有见到观音菩萨。住持和尚告诉他，观音菩萨见他心诚，早到他家去了，反穿衣服，倒趿鞋子的那位就是观音菩萨，“你赶快回去，一定能见到!”屠夫一听，兴冲冲往家赶路。由于中午喝了酒，走路慢，到家已是夜深人静。屠夫急忙叫门:“娘啊，赶快开门，我回来拜见观音菩萨。”还在睡梦中的老母亲听到儿子回来了，慌忙中将衣服穿反，倒拖着一双鞋，起来开门。儿子进门看见一个反穿衣、倒趿鞋的老妇人，倒头就拜:“拜见观音菩萨!拜见观音菩萨!”从此，屠夫痛改前非，变成了孝子。不到几年成了当地首富，娶了媳妇，生了个大胖儿子。后来，东郊的无名小庙失火烧毁。屠夫立即出资重建了庙，并以火神菩萨之名，取名五显庙。修庙剩下的钱，屠夫又请人修了一条路。但是路名取什么好呢?屠夫没读过书，晚上回去问夫人。夫人是个乡下姑娘，取不出什么文雅名字，但她想，自从嫁给屠夫后，夫贤子孝，日子过得很美满，就随口说了句“但愿夫妻恩爱万年长。”屠夫一听，觉得十分吉利，就把“长”改成“场”，于是这里就被命名为“万年场”。成都东郊工业区的“繁华场”“在清代，万年场只是成都人往东去所经过的一条道路，不如今天热闹繁华。”省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平中博士说，当时这里修建了一座五显庙，五显庙就是地名。在袁庭栋所著的《成都街巷志》中提到，这里逐渐形成一个道路从中穿过的场镇。在民国初年的新风之中，这里被更名为万年场，以求万年平安。新中国成立以后，

成都逐渐从一个手工业为主的城市向现代工业化城市迈进，而其中万年场因聚集了厂、无缝钢管厂、四川棉纺织一厂等大型国有企业，成为成都著名的工业区。刘平中说，当时老成都人用“三多”形容万年场一带，气多、人多、烟囱多。气多是指从热电厂接出来输送到各个工厂去的蒸气。尽管蒸气管都包了厚厚的保暖层，但阀门或接口处仍能看见“哧哧哧”直往外冒的白气。人多是说片区内生活的职工多、家属多，厂、无缝钢管厂都是上万人的大厂。“无名英雄纪念碑”曾坐落于此而在老成都人心中，万年场除了日益繁华的工业外，还有那座著名的“无名英雄纪念碑”(年搬迁至人民公园东大门)。这是一代成都人的记忆。川军后人王大炜曾回忆，年他第一次看到“无名英雄”塑像的情形。“年抗战开始后，我随母亲回到祖籍开县，直到年再回成都时，到达东门城门洞时，第一眼看到那尊塑像，终身难忘。”王大炜说，铜像是国民革命军装束，着短裤、绑腿、草鞋，手握步枪，身背大刀、斗笠、背包，俯身跨步，仰视前方作冲锋状，形态威武。而这个塑像的原型是曾在滕县保卫战中当过传令班长的川军张朗轩。年8月15日，塑像终于在万年场剪彩落成。年8月15日前夕，这尊塑像搬迁到了人民公园东大门。

(三十七)浣花溪:“冀国夫人”荣归地居住在成都西边的人，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浣花溪”。不只是因为浣花溪风景如画，鸟语花香，更因为这里承载了太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优美传说。如

果你不了解浣花溪，就没有多少资格谈成都。杜甫在此地营建茅屋而居浣花溪，因大诗人杜甫而闻名，杜诗中的浣花溪已成千古绝唱，“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便成文于此，这里除了含蓄婉约的景致之外，浣花溪的背景是悠远的文化，诠释它的是一首首优美的诗句，茅庐、小溪、竹林，楼阁、小桥、卵石，就是当时浣花溪的写照。公元年冬天，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由陇右入蜀，营建茅屋而居，称“成都草堂”。杜甫先后在此居住近四年，创作诗歌流传至今的有余首。杜甫居住的地方，就是今天浣花溪公园毗邻的杜甫草堂，总占地面积为.8亩。草堂故居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五代时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使之得以保存，宋元明清历代都有修葺扩建，已演变成一处集纪念祠堂格局和诗人旧居风貌为一体，建筑古朴典雅、园林清幽秀丽的著名文化圣地。巾帼英雄冀国夫人的“旧居”但是，杜甫本身却和“浣花”没什么直接关系。在杜甫草堂南大门附近，有一个精巧别致的院落，门额上书“浣花祠”。这浣花祠是为一位巾帼英雄而建造的。成都作家蒲秀政的《走近老成都》书中记载，传说，有一位姓任的姑娘住在溪边，替一个长满癫疮的和尚浣洗又腥又臭的袈裟，浣花溪中便泛出了朵朵莲花。就是这位从小就不同寻常的任姑娘，后来做了一件青史留名的大事，成为一代巾帼英雄，人们为了纪念她便为她修建了此祠。任姑娘成人后，被当时镇蜀的西川节度使崔宁(即崔吁)

纳为妾。大历三年(年，距杜甫离开成都仅三年)，崔宁奉召入朝，留下他的弟弟崔宽守城。泸州刺史杨子琳乘机发动叛乱，率精兵数千攻入成都，占据了城池。崔宽力战不敌，杨子琳一时气焰嚣张。值此形势危急之际，“魁伟果干”的任氏，拿出家财十万，一夜之间召募了勇士千人，“设部队将校”，任氏毅然披挂上阵，“手自麾兵”，进攻杨子琳。巾帼英雄的壮举极大地震慑了叛军，“子琳大惧”，加之“城内粮尽”，“乃拔城自溃”。由于任氏保卫成都，维护统一有功，受到朝廷嘉奖，被封为“冀国夫人”。冀国夫人任氏保卫成都，名垂青史，受到人们的尊崇。遂为她建祠纪念。又因任氏从小生活在浣花溪畔，以后占杜甫旧居为别宅，又有“舍宅为寺”的善举，所以纪念她的祠宇就建在浣花溪边。薛涛曾用浣花溪水造笺纸不得不提到，浣花溪总是与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联系在一起的。据历史学家谭继和先生考证，薛涛生年不详。其卒年当在段文昌再度镇蜀期间，即大和六年()至九年()之间。曾居成都浣花溪，这个女校书喜欢在自己住处，成都浣花溪造纸，采用木芙蓉皮作原料，加入芙蓉花汁，制成深红色的精美小彩笺，常用于写小诗酬和，人称“薛涛笺”或“浣花笺”。由于浣花溪水清滑，所造纸笺光洁可爱，为它处所不及。

(三十八)华西坝与英国建筑师荣杜易:建筑也是一种文化，它传承着城市的历史内涵。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楼宇功能，抑或是建造地点，都烙下时代独特的印记。这在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

城，显得尤为明显。成都的历史建筑，可以说是成都历史的沉默见证者，它在今天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旁，在喧嚣的闹市里，从容地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文明。拿华西坝迄今保存完好的老房子来说，这些青砖碧瓦、具有中西合璧风格的经典建筑，其布局明显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庙堂建筑的层层递进、威严幽深，而呈错落有致、闲适大度、开放包容、散落有序的格局。它静静地伫立于成都喧闹的主干道一旁，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但，建筑又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或一群人苦心孤诣完成的。尤其是那些生命力顽强、承载了几代人记忆的经典建筑，更是耗费了设计者、建造者乃至使用者巨大的心血、劳动和智慧。换句话说，当年在营造这些建筑时，一定发生了许多我们今天未必知道的故事。这些故事，也在很大程度“赋予”建筑更丰富的内涵，并随同建筑师的“作品”沉淀在人们的记忆和缅怀之中。本期起，请跟随我们的足迹，去看看成都“老建筑背后的故事”，从另一个侧面来欣赏那些富有人文氛围、徜徉着时代光影的著名建筑。一百多年前，一群白皮肤、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传教士来到成都兴办学校。这群人将世界发达国家的地质、地理知识，园林、建筑技艺带到了成都。他们填平低地，挖掘堰渠，开辟出当年成都最平坦的道路，道路两旁栽种上了适宜成都气候、土壤的树木。他们广修校舍，且将这些校舍与中国建筑相结合，建成了极具特色的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群，给成都带来别样的风采。成都，这座有着年建城史的城市，有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综合中西方建筑工艺元素”的

新地标。新式大学建筑在川无先例华西坝上，如今还挺立着多处一百年前的老建筑。这，也是成都首批具有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它们是随着当年到成都办学的传教士们而来。年，在成都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决议在四川创办一所“规模宏大，科学完备”的大学。年英国圣公会、公谊会，美国浸礼会，美以美会和加拿大循道会等在成都联合创办教会大学，由于是由5个教会联合创办的，取名华西协合大学，成都人则更习惯于称之为“五洋学堂”。先成立了协合中学一所，4年之后成立了大学部。新式大学建筑在四川并无先例。经过一系列招标和竞赛，来自英国的荣杜易得标。实际上，荣杜易对于华西最大的贡献并非他设计的几处建筑，他甚至对于整个华西坝进行了整体规划，为华西协合大学后期建设提供了框架。在修建过程中，大部分建筑材料都取自当地，例如在成都三瓦窑一带定制的砖瓦，来自四川西部高山的木材，从岷江上游河岸采集的石灰石等。然而，建筑用的铁钉和玻璃等，主要是从汉口和上海甚至是国外购买而来。值得一提的是在华西坝修建中，几位加拿大籍工程师功不可没。建筑师李克忠任建筑总监时间不算长，但他是实现荣杜易蓝图的先行者。而叶溶清更是从年起便负责校园建设达十八年之久。继他之后的苏继贤，人称“苏木匠”，则从-年担任建筑工程师，负责校舍的修建和维修。荣杜易:糖果世家的叛逆者我们当然不能忘记这个人:为华西坝提供整体设计的设计师——弗雷德·荣杜易。弗雷德·荣杜易，年出生于英国的斯卡

布罗，他的家族跟建筑基本上扯不上什么关系。荣杜易家族算是英格兰北方的一个名门望族，从事食品行业。他的父亲约翰·荣杜易是当地著名的粮食供应商，他的哥哥小约翰·荣杜易，从事咖啡和茶的贸易。而他的家族中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亲戚，是英国最为著名的甜品巧克力制造商，生产出了诸如KITKAT巧克力这样的品牌。荣杜易的妻子玛丽·安·格雷也是来自一个从事食品行业的家族。虽然家族给予弗雷德的期望是子承父业，但弗雷德·荣杜易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在很小的时候，荣杜易就展现了对于建筑的兴趣;不到30岁他就考取了建筑师的执照，并且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开始了自己的建筑师生涯。年，荣杜易与朋友马尔科姆·斯塔克合伙经营了一家事务所，叫做斯塔克荣杜易。一开始，事务所经营得有声有色，还接到了一个大工程——苏格兰高湾地区精神病院的设计。但很快，事务所就再也没有接到过大型的工程，合伙人斯塔克也开始酗酒。年，斯塔克·荣杜易事务所正式宣布拆伙，荣杜易也搬到了伦敦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意。在“荣杜易和儿子们建筑师事务所”成立后不久，华西协合大学开始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公开招标，举办了设计竞赛。“荣杜易和儿子们建筑师事务所”也受到了朋友的邀请参与这次招标。最终，“荣杜易和儿子们建筑师事务所”的方案，以综合中西方建筑工艺元素获得了校方理事会的认可。这从公司成立到得标，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华西坝在成都南门外二里、锦江之滨、南台寺之西，有一片风景清幽之地，古名“中

园”，曾是刘备游幸之地。五代时，这里成了王建的蜀宫别苑，园内有百年老梅状如苍龙，故又称“梅龙”“梅苑”。南宋大诗人陆游居蜀中时常游于此，据他记述说:“成都城南，有蜀王旧苑，多梅花，百余年古木”。上世纪二十年代修建的华西坝建筑群，一经面世，就引起当时人们的惊呼。这些青砖碧瓦、具有中西合璧风格的经典建筑，其布局明显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庙堂建筑的层层递进、威严幽深，而呈错落有致、闲适大度、开放色容、散落有序的格局。它静静地伫立于成都喧闹的主干道一旁，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它的完成，跟当年荣杜易和他的建筑设计团队的辛苦工作和智慧设计密不可分。荣杜易坐简易轿子到成都“荣杜易和儿子们建筑师事务所”在得标之后，弗雷德·荣杜易弗雷德就受邀到成都进行实地的考察。恰好，做茶叶贸易的弗雷德·荣杜易哥哥约翰在得知消息之后，他提出与弗雷德结伴同行，到茶叶的故乡来一个朝圣之旅。在把事务所生意托付给了大儿子道格拉斯照管之后，荣杜易和约翰两兄弟从伦敦出发，他们乘坐蒸汽船、火车、木船还有轿子，一路颠簸了好几个星期，终于来到了中国。在乘坐客轮在天津登陆之后，荣杜易先到北京参观了故宫，对于中式的房屋有了大体上的了解。在入川路上，荣杜易也体会到了入蜀之难，乘坐着简易的轿子好不容易颠簸一路到了成都。一路上，荣杜易对于四川地区民居的所见所闻让他很有感慨。他脑子里，对于如何将本地风格与西方现代设计结合的想法也愈发成熟。与其他地方兴建中西合璧建筑所才采取的比较肤浅

的中式建筑观念不同，荣杜易对于中国建筑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决定大量的采取中式的对称设计，以及中式几何的结构进行绘图。在成都考察了3周之后，荣杜易还去了日本进行考察。他整个亚洲行程长达6个月的时间，回到答了伦敦之后，他便开始了马不停蹄的设计工作。因此，荣杜易在设计的时候，在外观上着力突出中国特色的青砖黑瓦，间以大红柱、大红封檐板及清一色的歇山式大屋顶，在屋脊、飞檐上点缀以远古神兽、龙凤、怪鸟，檐下用斗拱为装饰，给人以神秘古朴的东方美感;内部则采用纯西式结构。这一中西合璧的建筑和华西协合大学一起，给当时的成都带来了几许的现代感。从成都回到英国之后没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荣杜易和朋友们一起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帮助比利时难民进行战后重建方面的培训和工作。荣杜易他的儿子也加入了军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华西协合大学，是荣杜易唯一一座在英国之外的建筑，而他在英国国内主要主持设计和修建的建筑，大多集中在学校、大众泳池等公共设施之中。放在西方也是新潮建筑荣杜易的早期建筑，其实更倾向于英国维多利亚式设计，装饰繁琐复杂。后随着工艺美术运动在英国的展开，荣杜易的建筑风格有了很大改变。工艺美术运动，是英国19世纪后期产生的一种设计思潮，主要的发起者是艺术家、诗人威廉·莫里斯。这场运动是针对家具、室内产品、建筑等工业批量生产所导致的设计水准下降的局面，开始探索从自然形态中吸取借鉴，从日本装饰和设计中找到改革的参考，来重新提高设计的品位，

恢复英国传统设计的水准。华西协合大学虽然在外观设计方面保留了中国民居的特色，但在一些细节上也体现了当时西方工艺美术运动的思潮，那就是大量运用“破风”的设计。破风为东亚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正门屋顶装饰部件，为两侧凹陷，中央凸出，类似遮雨棚的建筑部件。根据线条运用和建筑布局的差异，破风可以分为唐破风、千鸟破风、入母屋破风以及切妻破风等。一般认为，破风源于中国古代建筑中的博风，传到日本后经过演变，得到了发扬光大，在许多日本建筑上都能看见其踪影。在华西坝的老建筑上，荣杜易主要运用的是两侧凹陷，中央凸出成弓形的“唐破风”。在很显然，荣杜易受到了这种风格的极大影响。而他的朋友圈里，也有很多喜欢使用这种破风的建筑师。特别是当荣杜易搬到了伦敦之后，他一直在位于泰晤士河的北岸的汉默史密斯区执业和生活。同时期，住在那里的人还有:德国建筑师赫尔曼·穆特修斯、画家爱德华·沃尔顿、苏格兰建筑师查尔斯·雷尼·麦金托什等等。这些人都是工艺美术运动的核心人物，几乎都正经造访过日本，从日本艺术中汲取养分，再融合到本文化中，对欧洲艺术进行改造。因此，在工艺美术运动中，许多艺术家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日本风格，特别是荣杜易所居住的地区，不少艺术家的房屋建筑门口都会有一个“破风”的造型。中西合璧的独特魅力经过荣杜易和他的建筑团队的艰苦的工作，华西坝老建筑群终于横空出世。华西坝老建筑占地约0亩，凝固了中西合璧的独特魅力。其布局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庙堂建筑

的层层递进，威严幽深，而呈错落有致、闲适大度、开放包容、散落有序的格局。其楼顶除钟楼(尖顶)外，全是歇山式屋顶，主柱上皆用斗拱。既有中国传统的青砖黑瓦，雕梁画栋，飞禽走兽，又融入了西式风格的楼基、墙柱、门窗等。其主要建筑如华西校区办公楼(事务所)入口中部矗立着一中式门楼，门楼屋脊上趴着中国传统水中神兽;前廊上伫立着八根大红圆柱，其梁架结构系采用四川地方建筑特色的穿斗式，梁架饰以典雅的中国古典装饰图案;入口石栏杆上更是雕刻着华夏的图腾——龙。而其内部竟然是一个西式的教堂。与华西校区办公楼遥遥相对的老图书馆(懋德堂)，画栋雕梁、檐牙高琢，尤其是屋脊上反趴着的水兽，跃跃欲飞的盘龙等，使中国韵味更加突出，而堂内石柱上到处可见的鹰的浮雕，又是西洋式的徽标、美国的标志。

(三十九)琉璃厂—成都古陶窑址:琉璃场街据《华阳县志》载:“琉璃古窑始于唐，盛于宋，衰于明末”。从五代至明朝的多年间，琉璃古窑烧制过大量的青瓷和五彩缤纷的琉璃釉陶器。上个世纪，琉璃场附近出土了不少精美的陶器，陶器碎片散布的面积为亩，堆积层厚1~3米。在现针织厂、印染厂及宿舍和胜利粮站后的建筑物的下面，都还可以见到陶器碎片。年11月，金牛区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琉璃古陶窑址”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在琉璃场村立碑，以示保护。琉璃场与琉璃厂的由来琉璃厂是明代以来的旧名，场以厂名，故名琉璃场。据有关资料记载和考古专家论证，从晚唐直到明代末期，琉璃厂一直是

成都附近的一个官办陶瓷手工场，延续了多年从未间断，以其规模宏大、产品优良、品种繁多、历史悠久而成为西蜀少数几个著名的陶瓷工场之一。宋代，这里五彩缤纷、光亮耀眼的琉璃釉陶器遐迩闻名，南宋时期它的产品几乎独占了整个四川市场。明末时期，因战乱或其它原因，这里再也没有恢复起来。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在年简阳人傅崇矩编著的、勾画了清朝末期成都社会全貌，被专家、学者誉为清末成都社会百科全书的《成都通览》没有琉璃厂或琉璃场的文字记载，倒是周围的三圣场(又叫高店子)、沙河铺、中和场、中兴场等均有文字记载。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才解开，据当地老年人讲，琉璃场到清朝已经是一片废墟。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起，才有人在这里卖茶卖饭，住户逐渐增多，初具场镇雏型，因多系草房，故称为“草草场”，又叫“溜溜场”。以琉璃厂故名的琉璃场曾属华阳县管辖。抗日战争时期，华阳县政府曾从成都市政府街迁来这里办公，年华阳县政府批准正式建场名琉璃场。抗日战争胜利后，琉璃场才有了乡的建制，为纪念抗战胜利定名为胜利乡。年，胜利乡划归成都市郊区管辖，下半年，因“大跃进”“公社化”，又定名为胜利公社。年恢复“乡村”建制，金牛区人民政府将胜利公社改名为琉璃场乡人民政府，其所辖十个大队分别更名为琉璃场村、麻柳湾村、包江桥村、祝国寺村、大安桥村、江家堰村、潘家沟村、棬子树村、金像寺村、皇经楼村。上个世纪末期，又将琉璃场乡更名为琉璃乡。年由锦江区街道区划调整为柳江

街道办事处。九十九座大窑包的琉璃场从空中俯看，琉璃场街就是一个大窑包，至今还有一些年老者将一些土坡、高坎(堆积层)叫窑包。据成都市文史资料显示，民国初年琉璃场还是乱坟地，当时还有窑包21座(相传，在古代的极盛时期有窑包99座)，整个窑址占地面积约为一平方公里，窑包之间相互紧密重叠，突出地表高处达10米以上。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修路和坟地的开垦，以及成仁公路的建设，琉璃场从仅30多家居民和店铺，到如今已达数千户居民，其窑包早被推平修建成街道和房屋。据年11月金牛区土壤普查资料显示，把窑包等废窑址的瓦砾场改土而成的耕地定名为一个新的土种:“瓦片土”(Q3-1)，主要公布在琉璃场村、包江桥村，面积达21.3亩———这在当时的金牛区仅有此地才有这种土壤。后来因修琉三公路、新成仁公路，这些瓦片土也基本不复存在。据当地老人讲，这种土壤呈灰黄色瓦砾粘土，内含瓦砾较多，风化程度低，土瘦背肥，耕作困难，但是每年种的红苕最甜、最好吃。对琉璃厂古窑的调查

琉璃厂窑清代及以后就已停烧，原因至今不明，文字也少有记载。

年，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馆长、美国人葛维汉为首的一批外国人专门到琉璃厂作了实地考察，葛维汉写成论文《琉璃厂窑址》在英文版《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发表，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重视，琉璃厂从此名扬海内外。后来，郑德坤在《四川考古论文集》中记载了《邛窑与琉璃厂窑址》;年3月四川省文管会对琉璃场窑址进行了调查，并在《文物参考资料》

年9期发表了林坤雪《四川华阳县琉璃厂调查记》;以及因修路建房，不断有很多遗物出土流传，人们对该窑址才逐渐有所认识。上个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又经过多次调查，在四川境内不断发现五代至宋、元、明的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琉璃厂窑所烧造的器物，因而对琉璃古窑有了更多的认识。考古发现的琉璃厂冯汉骥在《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中介绍了几件陶器，有盆、四耳罐、六耳罐和碗，胎紫红色，在白色护胎釉上施不及底的米黄色半釉。四耳罐的耳间腹部绘四朵“黑、黄、红三彩的草叶花纹”。罐耳为复系式，碗底为矮宽饼足，是唐代的造型。冯汉骥认为这是琉璃厂窑的产品，并说:“其时代约为唐中约以后金北宋，成都附近此时期的墓葬中均出此类陶器”。所以琉璃厂窑从中唐到北宋都以烧日用陶器为主，同时也烧琉璃器。年洪雅县发现北宋元丰三年()砖室墓，出土有陶碗、陶执壶、小陶罐、双耳陶罐、五系大陶罐等。胎紫红色，上白色或褐色护胎釉，釉色有米黄、绿、褐、深褐等。尤其是五系大陶罐为直口、长圆腹，下腹内收为小平底，在腹以上先施白色护胎釉，再用绿釉在腹上部绘卷草四叶纹，与琉璃厂窑所出完全相同。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北宋时琉璃厂窑仍大量烧造日用陶器。年1月，在成都外西瘟祖庙清理了一座明嘉靖二十一年()太监丁祥墓。据墓志铭载:“为至正德初，侍于今上，尤重其能。屡命于琉璃厂董督陶冶，建诸瓴甓。”年成都凤凰山明朱悦燫墓(该墓是明初蜀王世子朱悦燫之墓，是当时发现的明代王侯墓葬中规模最大而又装饰华丽的地下宫殿，虽经数次被盗，但其以琉璃砖瓦模拟地面宫殿建筑的墓室和五百多件各类琉璃瓷俑及其象辂辕等瓷质模型基本保存完整)发掘出规模巨大、装饰华丽的地下宫殿。所谓装饰华丽，其中就有由琉璃厂窑所烧造的琉璃釉瓴甓。这些充分证实在今琉璃场已设官外厂窑，不再为民间所烧造了，而该窑的所在地从明初也就名之曰琉璃厂了。朱悦燫墓所出土的琉璃器中，不管是建筑构件，还是实用器，皆制作规整，雕塑精细，造型严肃，姿态多变，除绿、黄、褐、黑琉璃釉色外，还使用了涂漆、涂朱和涂金。漆和朱都有剥落，唯有金色，如象辂辕上的龙头、龙尾、武士俑的金甲等，金光闪闪。这表明琉璃厂窑在明代初年，其烧造技艺水平确已相当高超了。琉璃瓷胎灰白，烧成温度在千度以上，基本瓷化，敲之有金属声，吸水性微弱，釉面为绿、黄、褐、黑琉璃釉，为一次烧成，这是琉璃厂窑在明初成为官办厂窑后的最大改革，即由陶胎而改为瓷胎。精美别致的琉璃釉琉璃厂窑的胎在明代以前为土红、砖红、紫红或棕褐色，土红和砖红的火候较低，一般在度左右。紫红和棕褐色的火候较高，但也不超过0度。明代时的琉璃厂官窑，胎土改用含高岭土较高的低等瓷土，胎变为灰白色，火候在度左右，胎质也就较坚密了。据有关资料表明，釉色以琉璃绿为主色，间以黄、褐二色，或以单色成器，而绿、黄、褐的三色器即称“宋三彩”，明代又出现了黑彩和兰彩，彩釉就更加多变了。纹饰除有少数弦纹外，还有刻以莲瓣式花卉纹饰。更多的为釉上画花，

是用写意画的笔调在五代、北宋时的壶、碗、盘、盏等的肩、腹部或内壁绘以绿、黄、褐三色或单色的各种卷草叶纹或卷云纹以及南宋时的花卉纹等。其技法、釉色与纹饰是继邛窑系而发展的釉上三彩纹的宋三彩，这种继承关系非常明显，即由釉下彩发展为釉上彩。而这种釉上彩绘，尤其是南宋时的釉上绘三彩花卉纹饰，是开明、清时代的釉上彩绘的先河，为我国的陶瓷发展彩绘技艺作出了贡献。此外，还有在五代、北宋时的瓶、罐、壶的腹部用白色护胎釉在褐色素胎上画以斜坚交叉和直坚平行的三至五条等距离的直线段，这是琉璃厂窑的特有纹饰。琉璃厂窑最有名的也最精彩的是在南宋时的盘、盆的内壁先划出花卉纹饰的线条，然后在线条内的不同部位填以绿、黄、褐三色的划花填彩，制作精美，是琉璃厂窑的代表作品。可惜出土很少，更遗憾的是这种技术没有被继承下来。彩绘是用写意绘画的技法在米黄釉面上绘出不同色调的花草或图案的三彩画花瓷。它是继承邛窑系青瓷的三彩技艺发展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宋以后在省外发展为明、清时的三彩、五彩瓷，在省内反而失传了。此外还有在一件器物上既有划花填彩，又有画花彩绘，真是相映成趣。这都是南宋时期琉璃厂窑的独特宋三彩琉璃釉产品。明代琉璃厂官窑所烧造的琉璃器，尤以绿、黄、褐三彩琉璃釉的各种瓷俑为最多，其造型也尤为精美别致。如年在成都市三座坟的一号坟堆中发掘的翠绿琉璃釉蟠螭鼎形香炉等琉璃器，造型之美，设计之巧，塑雕之精，釉色之润，实为琉璃厂窑难得的精品。

第四部分

成都桥文化

(一)可看美景、可品美食，它是府南河上的一颗夜明珠:坐落在锦江区内的安顺廊桥原名长虹桥，创建年月无考，由华阳县令安洪德在清乾隆十一年(年)重修，并题写桥额“长虹桥”。安顺桥横卧南河上，桥长二十丈，宽一丈，桥身是高两层的木桥，造型典雅。桥身中间的两米宽通道，专供推油、盐、柴、米的鸡公车和担挑子的行走。左右两旁是人行道，窄小的人行道摆满了地摊，有卖针线的、测字算命的、看相取痣的、卖膏药的、打火罐的......桥头上，有卖凉粉的、卖锅魁的、卖豆花的、卖油煎饼的、卖肥肠粉的......安顺桥下，河水轰鸣，雪浪疾奔，水珠飞溅，府河、南河在合江亭前交汇，部分河水回流向安顺桥，因此，安顺桥旁常有鱼儿游荡，垂钓者悠悠闲闲，搬罾者忙忙碌碌，都时有收获。安顺桥不仅造形典雅，而且十分坚固，清代和民国年间的几次大洪水，安顺桥都巍然屹立。年，成都出现了特大洪灾，安顺桥终于被洪水冲垮。解放后，在太平上街东头北口，另建新桥，砌石为墩，横木为桥，桥身仅只一层，不再覆屋，只供人行走，安顺桥再也没有往日古朴典雅的摸样了。

上世纪40年代初的廊桥

为了适应城市日益发展的需要。年10月在十二北街处新建一座大桥，被称之为新安顺桥，又名十二街桥。年7月13日，大桥被特大洪水冲毁。年重建此桥，次年3月竣工，桥面净宽16米，车道宽10米，两边人行道各宽3米，桥长为50米。年，整治府南河，因老安顺桥供流水的桥洞过小，桥墩又多，很不利泄洪，再加上桥面过低、过窄，且破烂不堪，故于年初予以拆除。年，成都地名委员会发布公告，将新安顺桥命名为“兴安桥”，老安顺桥命名为“安顺廊桥”。府南河工程指挥部于年3月委托市政工程设计院重新设计一座集府、南河历史、文化、商贸、行人等功能的景观桥，以丰富府南河的历史文化，扩展府南河综合整治的丰硕成果。安顺廊桥的修建工作自年开工，经过三年的精心雕琢打造，于年8月3日精彩亮相。成都市民纷纷登上这座厚载巴蜀古风的堪称全市第一豪华的安顺廊桥观风景、享美食。安顺廊桥是一座有着明清风格的三孔仿古景观桥，全长81米、宽23.6米，北接存古巷与滨江东路的交叉口，南接太平街护河通道，可通至致民路。桥体四周、桥面通道及栏杆均由青石制成，桥栏杆上雕有梅、兰、竹、菊等代表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图案，桥墩上配有两个水兽镇桥，桥的两侧各有一座仿古牌坊，桥面和牌坊红墙黑瓦，飞檐翘角，曲栏回廊，高度浓缩了中国民族建筑风格之精华。走上安顺廊桥北面石阶，仿古牌坊的楹柱上是成都市民刘行知先生所撰楹联:双水合流紫气东来景存天府;一桥卓立大江东去名在中华。桥体两侧左右有两幅巨幅浮雕。左面的一幅是《锦绣成都史诗画卷》之唐宋时期，成都人制作蜀锦，锦江边濯、晾锦，制作蜀绣的生活场面。右面的浮雕表现的是唐宋时期，成都酒文化、

茶文化、戏曲文化的内容，文人雅士饮洒、煮茶;梨园子弟表演戏曲;人们观看戏曲的生活场面，栩栩如生。随着石阶往上走，安顺廊桥南入口处，是雕刻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线路图雕塑。左面上方雕刻有马可·波罗头像，下刻有他生卒年(公元——年)，还介绍了他游历成都时的见闻。

在安顺廊桥的南面石阶，仿古牌坊的楹柱上刻有成都市民冯广宏撰写的楹联:安廊作市裕民再续二江图画;顺水放舟观景重光三蜀文明。安顺廊桥上两侧，各有3.5米宽的道路供市民通行,观赏风景。桥上有两层仿古建筑，一家高档的廊桥酒楼就设在这里。这座“水上餐厅”除容纳人同时进餐、人休闲品茗外，还有棋牌娱乐、卡拉0K等。

安顺廊桥图源:视觉中国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安顺廊桥犹如一颗璀璨的夜明珠，镶嵌在府南河金色的玉带上，给人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

(二)一座承载了古蜀文明和红色记忆的桥:

我看见这里的时候，烈士的鲜血正从骨缝里往外淌。—赵剑锋《十二桥》成都的十二桥是指蜀都大道在琴台路口到西安路口跨西郊河那座桥。现如今这座桥已经被城市的发展磨平了棱角，和普通的桥似乎没什么区别。如果时光倒流，回到年12月7日的夜晚，这黎明前的血腥，让人无比的沉痛和惋惜，35位革命烈士悲壮的倒在了胜利的前夕。十二桥惨案，成都十二桥惨案，又称一二·七大屠杀，是指年12月7日夜间，在四川成都十二桥发生的一起集体秘密枪决政治犯的事件。

十二桥惨案”书籍

年12月初，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和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乘军用飞机逃往成都。他们在军统成都稽查处长周迅予的东门街公馆内秘密召集了吕世鲲、杨超群、何龙庆等军统蓉站领导人开会研究屠杀位于将军衙门的四川省特种委员会(简称“省特委”)看守所内的在押政治犯。年12月7日夜，稽查处中队长唐体尧率武装特务16名来到将军衙门看守所，将35名政治犯押上刑车驶达外西十二桥。当时十二桥西南多米的乱坟坝内留有抗日战争时期修筑的防空壕，屠杀便在防空壕内进行，35名政治犯被特务用刺刀和手枪杀害，并被就地仓促掩埋。12月8日上午6时，特务从十二桥赶回省特委复命。十二桥烈士就义后20天，成都解放。成都军管会立即组织力量在“抚琴台”王建墓墓道(现永陵)和十二桥掘出死难者遗体。年1月4日起灵封柩。同月19日，成都市各界人民在支矶石街层板厂停柩处，隆重公祭外西十二桥、抚琴台烈士，川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王维舟代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主祭，党政军民各界代表及群众千余人参加。同月20日，将烈士们(连同被杀于王建墓墓道的刘仲宣、云龙、彭代悌和在重庆渣滓洞牺牲的周从化烈士)的遗骨迁葬于青羊宫烈士陵园(烈士陵园地址现属文化公园)。

十二桥惨案的烈士陵园

十二桥的一缕忠魂——杨伯恺杨伯恺抗日时期是中共地下党中的一名笔杆子战士，杨伯恺烈士是三十多位烈士中最有名的，也是被杀害的烈士人中年龄最大、威望最高的。杨伯恺是年赴法留学的第一批学生，与在法国的周恩来、陈毅、蔡和森等人是同学，年秋，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杨伯恺任共青团支部书记。十二桥烈士墓，十二桥烈士墓位于成都市西门外文化公园内、二仙庵侧。年12月7日成都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将关押在成都将军衙门内的36位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学生，杀害于通惠门外十二桥附近。年1月建立烈士陵园。这些烈士为了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幸福，不惧严刑拷打，面对敌人的屠刀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革命志士壮丽的人生赞歌!神秘的十二桥商周遗址，年12月，成都市干道指挥部修建自来水公司和煤气公司综合大楼，挖地下室时，在地下约4米深的地方出现了许多陶片和圆木构件。成都市考古工作者赶到现场查看，认为是一处重要的古代文化遗址。从年至年，他们分两阶段，对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发掘。考古工作者推断，这是一处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址。有学者认为，十二桥遗址，是古蜀国政治中心从三星堆转移到了成都。十二桥延续三星堆文化，考古工作者在遗址中，发掘出众多陶器、石器、骨器、卜甲等遗物。出土的陶器以夹砂褐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少量泥质灰陶和泥质褐陶。虽然陶器大都残破，但能判别出器形，小平底罐、尖底盏、鸟头柄勺等，具有浓郁的古蜀文化特色。是“有

别于中原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同时期文化的具有典型地域特征的陶器群”。据此，学界把这种文化类型，命名为“十二桥文化”。

十二桥遗址群分布在古郫江西岸，即今成都市区的西面，这与古蜀人的迁徙有关。学者认为，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10世纪，三星堆作为大型都城，发生过重大变故走向衰退，最终荒废了。古蜀国政治中心从三星堆转移到了成都。十二桥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属于同一种文化，十二桥文化是三星堆文化衰退之后的延续。

年前古蜀人建筑，年发掘了1平方米，所有探方中全是密密麻麻的木建筑构件，主要有圆木、方木、木板、竹篾、圆竹及茅草等;建筑基础部分，采用地梁与打桩两种形式。十二桥遗址的考古地层已经发掘出来的部分从上至下可以划分为13层，其中最下的一层(即第13层)为商代地层，表明商代这里已经是一处规模巨大的木构造建筑物，但遗憾的是由于地下水位太高，13层以下的地层已经无法继续发掘清理，所以古蜀都最早可以追溯到何时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年，考古工作者根据发现的木结构建筑构件，复原了一间屋子。为了不改变遗存的生存环境，年对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回填保护。

(三)苏坡桥的前世今生:苏坡桥，成都西外一老地名。苏坡乡因苏坡桥而得名。出岷江，纵横流远，一路往东南的清水河从这里蜿蜒而过进入成都市区。苏坡乡一带，沃土平坝，自古就是灌流充沛的适宜农作物种植的区域，自然也是人类宜居之地。距今

年前，古蜀人就在这里活动。西魏大统二年(年)，置蜀郡温江县，苏坡一带自此属于温江县辖。清初，于此地设塘，系军防关卡。清乾隆著名书画家董邦达绘制的温江县山水形胜图中就标注有“苏波桥塘”。清中期，苏坡设场，人称苏坡桥场，时为温江县也是成都近郊之大场。民国年间，苏坡改设为乡。年，苏坡乡划归于成都市管辖;年，苏坡乡由金牛区划出归青羊区管辖;4年，设立苏坡街道办事处。苏坡桥一带曾以烧窑著称，至少在汉代就有此营生，当时城西外过苏坡桥场的道路就被称为“黑窑街”。至今这里还有“西窑”的地名。黄沙泥深度层积，土质细软黏度高，这里的泥土很适合窑器烧制成型。年，考古工作者对苏坡乡西窑村处发现的24座东汉、蜀汉时期的墓葬进行了勘探发掘，出土了大量陶罐、陶仓、陶俑等陶质器物。这些陶质器物很有可能就产于本地。两千年来，特别是明清时期，通过陆路与水路，本地陶罐、砖瓦等窑制品的贸易通达川西平原各地，苏坡桥场也成为远近乡民与商人常来常往的地方。

苏坡桥，建于明代，曾名“娑波桥”、“莎坡桥”、“苏波桥”，为四洞三墩带长廊的青石拱桥，原古桥早已不复存在。据说该桥的重建与清代时成都的顾家有关。官历翰林院编修、御史等职的清代教育家、诗人顾汝修的曾祖父顾金印。顾家先后在成都开办书院，设置施药局、积谷所，出资修桥筑路。乱后的成都重建与恢复，顾家功不可没。顾家曾出资对娑波桥进行了维修。民国《温江县志》中记载有前人叹咏苏坡桥的诗:客去亭何在，桥空水长流。可怜歌咏地，犹带宋时秋。修缮后的苏坡桥为带楼廊的跨境桥。旧县志记载有:苏坡桥，长十六丈，楼十四间。桥中与成都县分界。应时对景，清人李炳奎曾做诗一首:盎盎浮春气，芳郊一望中。楼依杨柳陌，门亚海棠风。野水潆洄绿，山花合还红。

苏坡桥畔路，沽酒问郫筒。大概是受“坡仙”苏轼的文采熏染，雅风传承，自古至今。清康雍乾三朝武将、川陕总督岳钟琪于乾隆二年(年)在成都郊外百花潭浣花溪畔结庐居住，每日习武读书，常漫步于苏坡乡间，观西岭之暮色，望玉垒之浮云，后在苏坡桥东侧建了藏书楼，修身养性。民国早年，地方乡绅就利用桥边的东岳庙建立了新式学堂——温江国民初级小学，多年后又改为温江县高级国民小学(后又改为苏坡中心校、苏坡小学)，近百年里培养出众多的名士贤达。民国中期，在留法学生李光斗先生的倡议和筹资下，乡场上还修建了东坡公园和东坡图书馆，期望当地民众有幽情雅趣，知书达理。苏坡也是远近有名的书画之乡，爱好文墨者多，民国时期场上就开设有“一乃阁墨

庄”，历年来书画有成就者多如牛毛。特别要提及的是，民国以来，川剧一直兴盛于苏坡乡。不仅逢年过节期间有专门的戏班子表演，平时里，票友们也会聚在一起交流切磋，河边茶馆里常常传出川剧的演唱声。已故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周慕莲先生就是土生土长的苏坡人。现苏坡立交桥下就建有人文景观——“川剧长廊”，众多的川剧脸谱画在桥墩上，有关川剧的常识和川剧经典剧目等也镌刻在旁边的栏壁上。抗战中的年，上海光华大学内迁成都，设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次年，将成都市内王家坝校址迁到苏坡乡西窑村。光华大学办学地也因此有了“光华村”的新地名。年，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更名为私立成华大学。年，成华大学改为公立，后改建为四川财经学院和四川科学技术学院，年又合并更名为成都大学，后又分别于年和年先后改名为四川财经学院和西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现为四川省的重点名校。年末，苏坡桥最后一片老街区进入了拆迁程序，苏坡古镇，就此成为故事和记忆。

(四)站在桥上看风景—送仙桥:在距离青羊宫不到米的地方，有个送仙桥。其背靠浣花溪。位于青羊区浣花北路附近，横跨在小小的磨底河上，桥长10余米。这座看似只是一座平淡无奇的石桥，它背后的故事却穿越了千年的光景。为何取名为“送仙”桥?传说一，农历二月十五是太上老君生日，每年青羊宫都要办庙会。这一日，以八仙为首的神仙们东边来，西边走，所以人们早上跑来东边迎，傍晚跑去西边送。于是西边这座送仙桥就

得了名。同时得名的还有东边的迎仙桥，又叫遇仙桥。传说二，唐朝有一年元宵节前后一个月，在青羊宫举办盛大灯会，十分热闹。一天清晨，有位秀才漫步锦江南河桥时，看到两人在桥墩石上一上一下睡觉，上面那人的口水正好流到下面那人嘴里，不禁脱口说出:“此为‘吕’字也。”旁边游人仔细一瞧:“嘿，这不是八洞金仙吕洞宾吗?他也来观灯赏花不成?”众游人争相观看，睡觉人在晨阳轻雾之中渐渐地飘渺起来，随即便无影无终了。

传说三，在三月三的时候，民间赶庙会，八仙到此与民同乐。在今天青羊宫散花楼附近，人们看见何仙姑在散花楼上撒下五色鲜花，如今的百花大桥地址就是当年的遇仙桥的位置;随后人们同八仙一起赏蜀人的蜀锦竹编等等，沿浣花溪(今天的青羊上街)一路走到送仙桥，时辰到了，八仙在送仙桥头凌云而去并撒下无数珍宝，人们追赶着欢送八仙，于是跑到离送仙桥不远的望仙桥，目送凌云而去的八仙。千百年来，人们就在送仙桥的磨底河畔，寻觅触摸历史留下的厚重积淀，使得送仙桥成为川西坝子最具地方民俗的一处景观。西部最大的旧货古玩市场—送仙桥古玩艺术城送仙桥古玩艺术城坐落在市区磨底河畔闻名遐迩的成都浣花文化风景区内，与杜甫草堂、青羊宫、浣花公园和四川博物馆毗邻，称为“古玩艺术城”古玩城的明清街市场大约在年建成开张，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和发展，目前已是繁荣景象。市场内古玩店铺和露天摊位一家挨一家，象是”迷宫“一般，大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原生在此山中“的感觉。正规的古董商坐店

经营，大多有雅致的店名:金淼阁、明镜轩、仰文堂、彩陶居、知古真、紫玉金砂、金石灵玉等等，店内古董古玩、玉石翡翠、珍珠玛瑙，红木雕刻、青铜佛像、瓷器杂件、水晶奇石等等，让人眼花缭乱，但大多店铺是”一月不开张，开张吃三月"，难有大的成交。

送仙桥古玩艺术城内还有数百家棚屋和地摊，很有特色。摆地摊的大多是河南、山东、陕西、浙江、广东、新疆、西藏的文物小贩，经营的东西来至四面八方。有秦砖汉瓦、明清瓷器，象牙雕刻、佛教装饰、宜兴紫砂、河南三彩、各种玉器，还有鼻烟壶、烟斗、陶人、像章、图片、连环画、邮票以及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胸徽、造反派袖套、战地小报等等小玩意，让人目不暇接。送仙桥送走了神仙，留下了横亘千古的浪漫与遐想，成就了成都人独具特色的闲适与洒脱。

(五)一桥三名:飞龙、永安、高板:民国初年的永安桥府河出城绕过望江公园，再往下游出三瓦窑场口，原有一钢筋水泥大石桥，老成都人都叫“永安桥”，取其“永远平安”之意。这桥取

名“永安”，还有一段历史渊源故事呢。永安桥与九眼桥几乎齐名，它们都横卧府河之上，一在上游，一在下游。修建时代都在明朝年间。成都平原建桥比较艰难，要从山里打石料，运到成都，造价十分昂贵。桥修好后必须经过地方官员踩桥取名，这永安桥名由来就是如此。传说这座耗资巨大的桥修好后，由当时的华阳县县令亲自踩桥。他本来说上午赶到，可老百姓等到日落西山时，他这县令才赶到现场。县令远远看见这似一弯彩虹的桥，便灵机一动给这桥想出个名来，只听他道:这桥好啊!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时才来吗?他指着西边的晚霞道:那彩虹多像这桥，又多像一条飞龙，我是有意来取“飞龙”二字为桥名的。从此，这座桥便叫“飞龙桥”了，也有叫彩虹桥的。取名“飞龙桥”，可谓大吉大利，再好不过了。谁知没过几年，府河涨大水，也是在一道晚霞横飞似龙时，桥竟被大水冲垮了。于是，老百姓又埋怨说，县令取名就没有取好，“飞龙、飞龙”怎么不飞呢!于是，民间就称这座桥是“飞”走了的桥，化作彩虹的桥。过了几年，老百姓又集资在垮桥处修起新石拱大桥。这次，为防洪水把桥加高，加大了，高大的“飞龙桥”果真能抵御大水冲击，只见大水顺着五个大小桥洞向东南流去。县令这次为它取名叫“永安桥”。意思是这次桥名对头了嘛，永远安定，安全了。然而，百姓推鸡公车，妇女儿童老人们行走爬坡艰难，百姓观其高大，便给它一个俗名“高河坎桥”或“高板桥”。然而，“永安”也只是相对安稳了一些年月。年7月13日，岷江上游涨大水，成都地区

也下了三天的大雨，使南河、府河川西坝地方的所有大河小河河水猛涨，这天永安桥与市内安顺桥几乎在同一时间冲垮。这天笔者亲自目堵了安顺桥被大水冲垮瞬间时刻，并拍照留下了当时的残留石墩等痕迹。那桥垮后，市、区、乡领导十分重视，庚即拨款、集资，不仅修桥，还修了路。如今，新建安顺桥移至下游百十米，是一座十分豪华的古桥状，上有屋檐等建筑的大桥。四川怪才魏明伦先生还为此作赋刻石于桥头。那座有“飞龙”、“高板”、“永安”“彩虹”桥是一座钢筋水泥桥，它再也不是彩虹状的拱形桥，它是连接石羊、三瓦窑至成仁公路到琉璃场、中兴场的必经之桥。飞龙桥、高板桥、永安桥本是一桥而得多名的桥，如果我们了解其变化发展的过程，就知道桥名的由来渊源都有其时代的特征。另外，成都市郊和平公社(今洞子口乡)踏水大队有一座踏水桥，也曾几番更名过。相传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由当时的成都县令亲自踩桥后，定名为“石桥”。古时候，由于交通不便，成都一带建桥的石料都得从灌县或龙泉山运来。这样，桥的造价自然非常昂贵，所耗人力，亦不计其数。然而，为了表彰官员有功，桥竣工后，不但必须由官员定名，而且还要由官员在桥上走第一步，即踩桥。否则，百姓是不能抢先而行的。如若违规乱走，轻则打罚;重则还要杀头哩。“石桥”经过几十年后，到了咸丰年间便被改称为“踏水桥”。更名的原因在于桥、河的特点。原来，“石桥”两岸似山，而河则像山涧流水，每遇涨大

水时节，“石桥”便要被水淹没。于是，时人走崇义桥，赶土地堂过此桥时，便只得踏着水面过去，故名“踏水桥”。

(六)蒲江驭虹桥:跨越两百年沧桑古韵悠悠，水声潺潺。成都市蒲江县，驭虹桥如一条斑驳的彩虹，横跨在浅唱低吟的蒲江河两岸。这座年逾两百岁的石拱桥，守望着小城的一方净土，也见证着两岸变迁。驭虹桥兴建于清嘉庆八年(年)，为蒲江知县李锡书与蒲江贡生徐赓华、徐际时、赵琼、赵琚发起募修，“工历四载、费逾万金”得以建成。据李锡书所著《驭虹桥碑记》介绍，这座九孔石拱桥“长三十六丈(米)、高三丈二尺(10.7米)、宽二丈二尺(7米)，九洞，环江如长虹驾空。”相传开桥当天突现彩虹，驭虹桥的名字就此传开。不过，它还有个更接地气的名字:老东门桥，因位于蒲江鹤山镇东门外而得名。

驭虹桥历史图片

两百多年时光赋予驭虹桥的早已远超交通往来的意义，它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已成蒲江县的文化地标，更是数代蒲江人关于故乡的记忆。那些曾回荡在桥身上的叫卖声和桥头两岸的巨变，历

经百年沧桑之后，成为一方水土上最浓烈、最淳朴的一部分。静卧两岸勾起蒲江人记忆深处的童年蒲江县城老东门，往驭虹桥方向行去，迎面而来的小路不很宽阔，却宁静悠然。道路两旁规整地开着商铺，把局促的空间显得更加热闹，古朴门店的装潢有上世纪的痕迹，偶尔传来几声叫卖声，似是一场穿越百年的对话。

驭虹桥头的商铺依稀可见当年的繁华越走越近，桥下传来鸣琴般的汩汩水声，这条道路走到尽头，一座有九个桥洞的石拱桥矗立眼前，这就是驭虹桥了。几丛青苔悠然展示着它的安宁，桥上石板接受过万千行人的检阅后依然坚挺。在驭龙桥、蒲江大桥等修建起来以前，驭虹桥主要承担着便利两岸人通行的功能，也是数代蒲江人儿时赶闹热的好去处。蒲江文人刘文翎曾在《蒲江驭虹桥逸事》中回忆，上世纪的驭虹桥是繁华的印证，每逢赶场天，桥道的左边是热闹的小型商业集散地，面摊、粉摊、血旺摊、酒摊、水摊、烧腊摊、成衣地摊、叶子烟摊和酒水稀饭、发糕谟谟、粽子耙耙，一家挨着一家，从桥头摆到桥尾;桥道右边则是扫帚、竹扒、犁耙、犁卜和红白甘蔗、花生胡豆、地瓜黑桃、花红柿子等五花八门小玩意儿，从桥尾摆到桥头。驭虹桥本身不过数米宽，如此便仅剩下桥中间供赶场的人行走，虽然拥挤，却也热闹无比。

闲场天的时候，驭虹桥就成了垂钓者的好去处。河里的鱼种类又多，人们用玉米钓鲤鱼、蚯蚓钓鲫鱼和鲢鱼，桑叶钓青波鱼，蜻蜓钓窜杆鱼，用花生米钓土风鱼，好一番闲情逸致。如果是夏天晚上，桥上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大人们手摇芭蕉扇，背倚栏杆，

边乘凉边摆龙门阵边欣赏蒲河夜景，毛头小孩则在桥头玩捉迷藏和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你来我往乱冲乱吼，闹得不亦乐乎。如今的驭虹桥仍旧能连通河两岸的百姓，往昔的繁华还能在桥头的商铺中找到些许痕迹。更多时候，它只是静卧在河的两岸，也足以勾起蒲江人记忆深处的童年了。走过驭虹桥，跫然足音作响，百年前也一定有前人用足履磨润过这块石板吧，他或许也曾站在同样的位置，对着一汪江水兴叹。会是李锡书吗?会是徐赓华吗?历史或许自有答案。知县李锡书为百姓修座坚固的石拱桥

驭虹桥修建的初衷，就是为了连接蒲河两岸。蒲江东门外濒临蒲江河，这里清初修建过一座桥，名为“永镇桥”。奈何永镇桥不耐用，不久就被洪水冲毁。那时的蒲江河一遇暴雨就涨洪水，河上又没有桥，两岸要来往须得靠竹筏过渡很不方便，百姓深以为苦。这在清蒲江知县刘庶埴《观涨》一诗可以想见:“风雷昨夜雨倾盆，山溪湊集势莫比。大声骇浪逼东流，山色青青水气紫。亦见横拖老树根，亦见倒拔垂杨起。亦见鲸国走蛟龙，亦见树杪飞鱼子。昔称黄水汉阳江，浩漫腾澎欲赠此。”这种尴尬的境遇，随着李锡书的上任开始改观。嘉庆五年(1年)十一月，汶川县知县李锡书调署蒲江，任知县。李锡书，字见庵，山西省静乐县人，乾隆五十五年(年)庚戊科三甲第五十名进士。他是位清廉正直的官员，曾在自述中表露出两袖清风、铁骨铮铮的高风亮节:“骨强不能屈膝，项强不能叩头。”“未与长官馈献，未与僚属庆吊，未与同事宴会。不饮酒，不斗牌，不赏戏。”

李锡书走马上任后，旋即“省刑薄赋，兴养立教。”“士民德之”。嘉庆六年(年)，鉴于蒲江城东永镇桥“屡修屡塌”、“徒杠未及通往来，市村空自输银米”的不便利，李锡书下定决心要修建一座横跨蒲江河坚固耐用的桥，方便两岸百姓的来往和生活。书中记载:“召邑中士庶，出力以相助，一日而得五千金，功以是兴。”李锡书提出倡议后，并将筹办军需款项中结余的八百两白银用于建桥，解决资金难题。自此，驭虹桥的修建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如今的驭虹桥

贡生徐赓华以一己之力担起筑桥重责提到蒲江驭虹桥，就绕不开徐赓华。虽说修桥的点子为李锡书提出，但驭虹桥的修建和落成，徐赓华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徐赓华(-年)，号复旦。“自幼聪明，好读书，道经史。天性醇正，克敦孝友。慎微谨小，不事浮夸。”乾隆二十九年(年)考上秀才，四十九年(年)成廩生。嘉庆元年(年)考选为恩贡生。“生平无可訾，美不胜举。其大者，办军需则秉公执正，屡见请于邑侯(县

官)，出入平允，播芳声於门闾。修建驭虹桥，捐资壹佰余两。”彼时，李锡书发出修桥的倡议，蒲江就有一群青年才俊积极响应，要为修桥大业出一分力，徐赓华就是其中一员。除他之外，徐际时、赵琼、赵珺等也积极参与。而这些名字，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同驭虹桥一并镌刻进历史。李锡书之后，蒲江知县一职发生频繁变动，从提议修建到驭虹桥落成短短四年间，先后有毛会掄(江苏武进县副榜)、张国翰(山西曲沃拔贡)、雷应畅(山西平遥县举人)和黄郁章(江西清江县进士，翰林院庶吉士)署理蒲江知县一职，但石桥的修建工作，徐赓华却一天也没落下。资金短缺如何解决?工程难题难题怎么突破?一人担起大桥的修筑重责，其难度之大后人可以想见，却也只能从零星的文字记载中了解个大概。嘉庆九年(年)，驭虹桥所有工程完工，“费逾万金，工历四载，始终(徐赓华)一人董其成，略无难色，支收一已掌其数，人无异言。兼之赈困扶危，宗族亲朋沾其泽，言坊行表，智愚贤否仰其型，非所谓才德兼优，望重儒林者耶。”据刘文翎《蒲江驭虹桥逸事》一文记载，驭虹桥开桥那日，蒲河两岸彩旗飘飘，商贾云集，还有龙灯、狮子灯各展绝技，鼓乐喧天，热闹无比。作为蒲江一大盛事，开桥仪式由知县亲自主持，各界名流仕绅、村姑野老和黎民百姓也一同上前来凑个热闹。徐赓华成就了驭虹桥，驭虹桥也成就了徐赓华。嘉庆十一年(年)七月初一，徐赓华因劳累过度去世，年仅62岁，此时距离驭虹桥落成不过两年。历史中的驭虹桥历经变迁后屹立依旧驭虹

桥落成后，蒲江知县黄郁章写下《驭虹桥记》一文，这篇文章如今就树立在驭虹桥头，今天的人们仍可通过文字穿越百年读到当年竣工的喜悦。随后，蒲江人士又写信请已是蓬州知州的李锡书作记，“三易春秋，四经官宰”，桥“捲以石洞，长三十六丈，高三丈三尺，阔二丈三尺。九洞环江，如长虹驾空。”想必那时的李锡书一定感概万千吧，虽早已调离蒲江，但驭虹桥的落成也总算是完成了当官为民的一大心愿，心境或许无法还原，但庆幸尚可在他的《驭虹桥碑记》中读懂一二。往后的岁月里，驭虹桥也经历了变迁。年8月，一场洪水冲毁了驭虹桥中洞，于当年冬天进行培修;年8月，驭虹桥南端两洞在洪水中被冲垮，在经历数月修复后，于年恢复古桥样貌重新亮相。改造后的驭虹桥(蒲江县文管所供图)修复后的驭虹桥在尽量恢复原貌的基础上，也做了诸多设计，包括桥墩加固、横向排水系统的完善、路灯线路的布控和桥墩加固等等。外形方面，还增加了新元素，桥面中央新增了鸟兽图纹，桥两边的护栏也注入了鸳鸯、翠竹等浮雕元素，整座桥看起来更加典雅质朴。如今的蒲河两岸，修起了诸多大桥，驭虹桥原本沟通两岸的职能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但在历史长河中，它更像一位长者陪伴着一代又一代蒲江人的成长，也见证着两岸的巨变。

第五部分

历史文化(八篇)

(一)一个城址不迁且城名直到今天都未改的城市:综观全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能够保持两千年以上城址从不迁徙的城市只有两座。而城址不迁且城名直到今天都未改的城市则只有一个，那就是:成都。今天，让我们回过头来，从考古的角度审视古代蜀人由远及近，最后定居成都市区的迁徙踪迹。

(1)成都的史前城址群。大约在距今年至3年，成都平原出现比较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考古学上命名为“宝墩文化”。年以来，在成都平原发现的一系列史前城址，包括:新津宝墩古城、温江鱼凫古城、都江堰芒城古城、崇州双河古城和紫竹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和高山古城、郫县古城村古城八大古城，都属于宝墩文化的范围。史学家说，这是城市最初的胚胎，从那时到现在，成都城市文明发展史已长达年以上。

(新津宝墩古城遗址)

(2)三星堆、金沙和十二桥等遗址。考古发掘证明，三星堆城址是夏代晚期至商代古蜀王国的都城。出土文物丰富多彩，汇聚了蚕丛时代采集狩猎文化、鱼凫时代渔猎文化、杜宇时代农业凤鸟文化，验证了古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继之而起的是已经发展到今日成都市区范围内的十二桥文化。包括商代晚期的十二桥遗址，羊子山土台，金沙遗址等。出土文物同样丰富多彩，令人惊叹。它们紧接三星堆遗址之后，是传说中蜀王“徙治成都”的明证。早在商代晚期，成都已是一座当之无愧的早期城市。而且此后再没有迁徙，城市在同址连续发展的历史长达年以上。十二桥遗址干栏式建筑群是我国商代木结构建筑中迄今所知地面部分结构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

(干栏式建筑复原图)

金沙遗址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漆木器等珍贵文物达余件。其中象牙数百根，是世界上同时期出土古代象牙最集中的遗址。(3)商业街船棺葬遗址。战国早期，今成都古城垣的西部即古少城中心区域，成为开明王国的定都点。年成都商业街发现的大型船棺墓群，当时是战国早期开明王族墓地，是古蜀都城已进入今成都市区腹地的明证。从战国早期开明氏算起，“成都”一名沿用近年，始终未改。

(成都市商业街大型战国船棺合葬墓)“成都”得名由来有好几种说法:(1)宋《太平寰宇记》认为:“蜀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成都即“成为都城”的意思，这是现在最

通行的成都得名说法。(2)有现代学者认为:“成都”是蜀族方言，“成”是蜀人族称，“都”指地方，合则为成族人的地方。(3)更有现代学者认为:“成都”就是古蜀语“蜀都”二字音译的中原文字，“成”者，毕也、终也，成都的含义为“最后的都邑”。(4)还有现代学者认为成都得名于巢居，“成”是巢居形象，“都”是人所聚之地(或水泽汇聚之地)，成都即巢居氏族的所在地。总之，成都具有世界罕见的年城址不变、年城名不改的历史特征。综观全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能够保持两千年以上城址从不迁徙的城市只有两座，那就是江苏的苏州和四川的成都。而城址不迁且城名直到今天都未改的城市则只有一个，那就是:成都。(二)白鹿书院:清咸丰十年()，法国传教士洪广化视察彭县白鹿乡，与天主教徒朱益淳(广汉人，咸丰初年由广汉迁入彭县)商定将白鹿作为天主教传教基地，建立天主教堂和备修院(备修院是修道院的预科，是基础学习阶段，学制三年。主要学习高中课程，同时选修拉丁文，毕业后再升入成都小修院继续学习培养)。同治四年()，建成了白鹿乡天主教堂，并于白鹿河对面(今金桥村境)修成备修院。光绪九年()，天主教成都区主教杜昂派谷布兰(法国人)来彭县重修备修院，三年后落成，为天主教培养教士的小修院，定名无玷书院(俗名下书院)。在无玷书院初修，学制4年，一年一班，常有学生人左右。学生免

费上学，以拉丁文为主，一年级学习拼音，熟读简单词句。二年级以后，开始学拉丁语语法，熟读经文短节，翻译简单文字，学习教会礼节。附设中文、算术、地理、历史(天主教史)等科，采用上海土山湾(徐家汇)编印的课本。在下书院还建有免费教育教徒子女的普通学校。光绪三十四年()，杜昂派法籍神甫骆书雅等到白鹿新建修道院，骆书雅选址白鹿河畔的孟家山(今白鹿镇回水村)设计建造中修院。光绪三十年()竣工，取名“领报书院”，因其地位于下书院之上，故称上书院。

年因环境的原因，成都教区决定成都平安桥大修院迁移到白鹿上书院。据《成都市建筑志》载:“平安桥天主教堂，为成都教区主教堂，也是主教公署所在地。......由川西教区法籍主教杜昂指派法籍神甫骆书雅设计、监造。......为成都地区建造规模最大的一处教堂建筑。”在领报书院设中修和神哲学院。中修(—年)学制5年，一年一班，

常有学生60人左右，由初修班毕业生中成绩优异者直接升入。课程设有拉丁语的语文、作文、地理、修辞、历史、罗马战争史、波斯战争史等。同时，学习天主教基础常识、教义、条规，听“弥撒”，辅以中国古典文学和数学(三角、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等科。神哲学院(—年)称总修，系全省八大教区合办，学制6年。每年收各中修院毕业生中成绩优异者，少时收几人，一般10多人，常有学生四五十人，最多达80人。所修课程为，先开两年哲学，即逻辑学、本体学、形而上学、宇宙学、心理学等;后开神学4年，即伦理神学、论理神学，以及教会法典、教会礼仪、教会历史、圣经等。课本全是拉丁文，也开少量的中国古典文学课，每日早中晚就餐和睡觉前，必须到经堂做弥撒。吃饭时，不准说话，静听神甫(教师)讲圣经故事。星期天由院长或神甫带领(监督)外出游览，不准与女性接触。

上书院整个建筑为欧洲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建筑构造是中国传统的砖木结构，楼道、房内墙壁都是木结构，外观是古罗马风格，门窗有传统的清代雕刻工艺。因此，上书院的建筑是中西方建筑文化艺术的结晶。上书院整体建筑依山而建，气势恢宏，雄伟壮丽，别具一格，是成都地区少数仅存的18世纪西式建筑。该院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平方米，坐西朝东，砖木结构，两楼一底，四合院布局，悬山式屋顶。房廊周回，依山而成，正面是弧形梯步直达二楼，步入前厅即可看到高大雄伟的教堂。上书院礼拜堂的后堂及其后厅于年因自然灾害(泥石流)被毁，后厅仅存礼拜堂，其余保护较完好。该院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为白鹿小学，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年申报审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中，上书院受到毁灭性损毁，多处墙壁坍塌，仅存的教堂屋顶也在地震中荡然无存。年开始，按照历史旧貌对上书院进行了恢复重建。

(三)地上宫殿永陵:成都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亦是成都历史文明的载体，这些传统技艺、文物古迹沉淀着历史记忆，展示着成都年历史活动的痕迹。透过一幅幅旖旎壮美的画面，将成都历史演化过程中悬疑内幕及精彩故事充分展现。我们将推出蜀地风情—历史遗产篇，让你徜徉在由时间和空间共同构建成的成都坐标系中，

认识成都。发掘时间:年秋发掘地点:成都市一环路内西三洞桥附近年代鉴定:隋唐五代出土文物:玉带、谥宝、银器、铁牛、石雕等代表文物:永陵二十四乐伎浮雕;价值认定:国务院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国已发掘的唯一一座地上皇陵。

年，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为了保存实力，蒋介石移都西南，包括成都在内的西南地区成为日军攻击的重点。每天，成都上空几乎都有日军的飞机在盘旋。为了方便人们躲避空袭，国民政府下令成都各地开挖防空洞，永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发现的。当人们抡起锄头，向城西那块一直以来被传为司马相如抚琴台的高地挖去的时候，一堵古老的砖墙出现了。这堵墙是如此古老，却又如此坚强，以至于施工队一时间茫然无措。消息很快传到时任四川博物馆筹备处主任冯汉骥先生那里。冯先生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考古系，对考古研究兴趣浓厚。他立刻奔赴传说中的抚琴台。经过细致的观察、甄别，冯先生断定这是一处规格极高的古墓葬。考虑到发掘

条件还不成熟，他建议施工队将挖开的地方重新填好。两年以后，在冯先生的主持下，发掘工程正式启动。考古学家在墓壁边缘找到一本前蜀皇帝王建的谥册。这个意外的发现令他们欣喜若狂:难道眼前这座墓葬竟是传说中的永陵?为了进一步证实猜想，他们展开了更加深入的挖掘。然而，就在考古学家们沿着墓壁小心翼翼勘察墓葬的时候，一幕让人哭笑不得的闹剧上演了。一个外号“吴边花”(成都方言意为“独眼龙”)的当地袍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听到风声，说西郊的“抚琴台”挖出大量珍宝。为了趁火打劫，他纠集了一大群地痞流氓，连夜赶到挖掘现场，逼着冯先生和同行交出珍宝。真是学者遇“烂眼”(成都方言，意为街上混的小流氓、小混混)，清水要搅浑。一时间，成都西门谣言四起，纷纷传说抚琴台学者盗宝。发掘工程也因此搁浅，直到一年以后才又重新启动。永陵是迄今为止我国发掘的唯一一座地上皇陵。陵墓封土为圆形，高15米，直径80余米，呈穹窿((lóng)形状。墓室由14道石窟构成，长23.4米，分前、中、后3室，中有木门间隔。王建的棺木放置在中室棺床之上。棺床两侧有12力士抬扶棺座的雕像，东、西、南三面刻着舞伎2尊，乐伎22尊，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永陵24乐伎”。乐伎造型优美，神态逼真，分别演奏琵琶、筝、鼓、笙、钹(bó)、箜篌(kōnghóu)等，经过研究考证，她们所表现的正是失传已久的唐代著名乐舞《霓裳羽衣舞》。

这组石刻是目前国内发掘出土的唯一一组完整的唐五代时期的宫廷乐队石刻，是一部凝固的唐五代音乐艺术史。后室的御床上安放的是一尊石刻王建坐像。坐像头戴幞(fú)头，身着帝王服，腰系玉带，神态安详。据考证，王建墓早期曾经被盗墓贼光顾过，失却大批珍宝。尽管如此，墓室内仍然出土了玉带、哀册、谥册、谥宝、银器、铁牛等文物，对研究唐五代时期的建筑、音乐、舞蹈、服饰、朝廷礼制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如今，王建墓已经得到良好的修缮维护，人们还在它的原址基础上建起美丽的永陵博物馆和幽静的永陵公园，以便往来的人们参观游览。

(四)凤凰山千年名山的蝶变之路:在成都北郊、三环路外侧，有一座南北走向的山丘。山丘由首尾相顾的两个山头组成，远观如迎春展翅、翘首远望的凤凰，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凤凰山。凤凰山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曾经是皇家的习武骑射场所，曾经是问道祈福的名山，曾经是官员百姓的春游胜地，曾经是藩王贵族的陵寝之地......今天，千古名山凤凰山，正发生着蝶变。露天音乐公园、体育公园，像一只美丽的凤凰，展翅高飞在建设世界公园城市的征程中。一个名字一段传奇凤凰山历史悠久，从古至今名称不断变化，每一个名字的得来，都有一个传奇的故事。凤凰山最初名叫“斛石山”。相传，古蜀国开国国王杜宇当年住在天隳山(天回山)，得了个女儿杜凤。杜凤不幸早夭，

杜宇悲伤不已，便将她葬于天回山西南方向的山坡上，以便自己随时能看到爱女之墓。由于爱女情深，杜宇用王妃规格安葬杜凤，且在她的墓上覆盖着一个大石镜。这个大石镜状如同古代的量器“斛”。山依形而名，就叫为斛石山。代著名女诗人薛涛，就写过一首《斛石山晓望寄吕侍御》，缅怀杜凤:“曦轮初转照仙扃，旋擘烟岚上窅冥。不得玄晖同指点，天涯苍翠漫青青。”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人们叫这座山为学射山。据陈寿所著《三国志》载:刘备在成都建立了蜀汉政权，看到刘禅不思进取，天天沉湎于歌舞宴乐，游玩嬉戏，十分恼火。为了让刘禅能够掌握娴熟的骑射本领具备率领大军作战的本领，刘备便在城北这片山头上，建起了骑马射箭的场地，专门供刘禅练习骑射本领。于是这座山便有了“学射山”这个名字。南宋何耕作诗讽刺了刘禅的不学无术:“苦无雄略但儿嬉，尚想山头学射时。忽报阴平鱼贯入，可怜一镞不能施。”五代时期，学射山一度别称“星宿山”。清代顾祖禹所著《二十一史方舆纪要》就说:“星宿山，在城北，唐咸通十一年，南诏寇成都，分兵拒援兵于新都，将军宋威大破之，蛮退保星宿山。五代梁开平二年，蜀王建讲武于星宿山，步骑三十万。即城北之升仙山矣。”前蜀皇帝王建在此阅兵，并多次在山上讲武练兵。但“星宿山”名字的来历，据说是学射山的谐音。明朝分封藩王，蜀王认为凤凰山一带是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于是将此作为陵寝所在地，禁止百姓上山游玩，每年在学射山举办的盛大的“三月三上巳日”活动也因此停止。藩王不称真龙天子，仅取凤凰来朝之吉祥意，加之山形如凤凰展翅，于是称为“威凤山”，后来就叫作“凤凰山”。第一代蜀王朱椿在此修建陵墓，还没来得及“享用”，长子朱悦燫年仅22岁便英年早逝，于是他就把自己的陵寝让与爱子，“子葬父墓”。年，考古学者在凤凰山的南麓，发现了朱悦燫之墓。清代，凤凰山成为训练新兵的重要场地，“枪打凤凰炮连天”。年，四川省军政府在凤凰山东南部洼地上修建了民航机场。年扩建为军用机场，称之为凤凰山机场。上世纪50年代，成都市人民政府组织民众来到凤凰山上垦荒，种植柑橘、梨、桃、苹果等果树，创办了凤凰山园艺场。每到春天，凤凰山上桃花、杏花、梨花、苹果花遍山开放，绚丽芬芳。夏秋水果成熟时，山上更是车水马龙，凤凰山上出产的水果运销各地，因此人们又把凤凰山幽默地称之为“花果山”。诗人“同题作文”成都春游胜地凤凰山成为成都人的春游胜地，与如今已消失的三月三日上巳节传统有关。传说，学射山中盛产灵药，晋孝武帝时期，蜀中道士张伯子曾在山上闭门学道，有一年的三月三日，突然得道，骑白虎飘然升天。山上的通真观、三清殿，纷纷供奉起张伯子的塑像。从此，每年的三月三日这一天“问道学射山，乞求丰收年”，逐渐成了成都一个固定的节日。宋代学者黄休复在《茅亭客话学》一书中记载了这段传说，并说“每岁至是日，倾城士庶四邑居民咸诣仙观，祈乞田蚕。”隋开皇二年(年)，学射山上建成了一座规模宏大的至真观。“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卢照邻记录了观中景况:“有天尊真人石像，大小万余躯。石坛三级，周回百步。铜钟一口，重七十斤。”到了唐代，担任益州长史、剑南节度使的章仇兼琼在凤凰山麓南边开凿了一座万岁池(又名白莲池)，“盈盈碧波，广袤十里，渔歌唱晚，画船迎晖”，于是该山成了成都的春游胜地。唐代诗人司空曙的《晦日益州北池陪宴》中描写说:“临泛从公日，仙舟翠幕张。七桥通碧沼，双树接花塘。玉烛收寒气，金波隐夕光。野闻歌管思，水静绮罗香。游骑萦林远，飞桡截岸长。郊原怀灞浐，陂溠写江潢。”唐代宰相诗人武元衡在《送柳郎中裴起居》中，也记录了与友人畅游凤凰山的情景:“望乡台上秦人在，学射山中杜魄哀。落日河桥千骑别，春风寂寞旆旌回。”宋代成都，三月三日上巳节游凤凰山、至真观已是全城盛事。宋代四川著名的画家、诗人文同在《学射山仙祠记》中描绘了当时的盛况:“惟此山之会最为极盛矣。太守与其属，候城以出，钟鼓旗旆，绵二十里无少缺。都人士女，被珠贝，服缯锦，藻缋蠛丽，映照原野，浩如翻江，华如凝霞，上下立列，穷极繁丽。徜徉徙倚，直暮而入。”元代成都人费著的《岁华记丽谱》也有记载:“三月三日，出北门，宴学射山。既罢后射弓，盖张伯子以是日即此地上升。巫觋卖符于道，游者佩之，以宜蚕避灾。轻裾小盖，照烂山阜。晚宴于万岁池亭，泛舟池中。”那时的成都太守与民同乐，诗歌吟咏，不经意间形成了一场“同题作文”大赛。田况在《成都遨乐诗二十一首·三月三日登学射山》中写道:“丽日照芳春，良会重元已。阳滨修祓除，华林程射技。所尚或不同，兹俗亦足喜。门外盛车徒，山半列鄽市。彩堋飞镝远，醉席歌声起。回头望城郭，烟霭相表裹。秀色满郊原，遥景落川涘。目倦意犹远，思馀情未已。登高贵能赋，感物畅幽旨。宜哉贤大夫，由斯见材美。”赵抃的《次韵苏采游学射山》云:“锦川风俗喜时平,上巳家家出郡城。射圃人稠喧画鼓，龙湫波净照红旌。迎真昔诧登天虎，命侣今闻出谷莺。勉为远民同乐事，使台仍是得贤明。”范成大的《上巳前一日学射山、万岁池故事》曰:“北郊征路记前回，三尺惊尘马踏开。新涨忽明多病眼，好风如把及时杯。青黄麦垄平平去，疏密桤林整整来。游骑不知都几许?长堤十里转轻雷。”此外，北宋文学家、成都人范镇，也写过一首《仲远龙图见邀学射之游先寄五十六言》:“几年魂梦寄西州，春晚归逢学射游。十里香风尘不动，半山晴日雨初收。指撝武弁呈飞骑，次第红妆数胜筹。夹道绮罗瞻望处，管弦旌旆拥遨头。”而陆游客居成都期间，曾数次与友人登临凤凰山。《三月一日府宴学射山》云:“北出升仙路少东，据鞍自笑老从戎。百年身世酣歌里，千古功名感慨中。天远仅分山仿佛，雾收初见日曈昽。横空我欲江湖去，谁借泠然御寇风。”《学射道中感事》曰:“学射山前宿雨收，篮舆咿轧自生愁。得闲何惜倾家酿，渐老真须秉烛游。道废尚书犹乞米，时来校尉亦封侯。自怜白首能豪在，车辙何因遍九州?”这一首首诗词，不仅描写了凤凰山的多姿多彩，也照射出过去岁月的风俗民情。随着露天音乐公园、体育公园等项目的逐渐落成，凤凰山必将涅槃新生，成为一只漂亮的金凤凰，展翅翱翔在成都的上空。(五)保和向东的两条古道:建场于光绪三十四年(年)的保和场，是清朝末年华阳县署最后一个命名的建制场镇，此前该地虽为成都东部的门户，有名却无场。追溯其建场的沿革，与当时途径保和的物流交通要道关系莫深。早些年间，保和向东的物流交通要道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东大路北支路，另一条是凉水井古道。先说东大路北支路。明朝中叶前为官道，西起椒子街，翻过龙泉山到五凤溪，中间途径水碾河、牛市口、多宝寺、保和场(赖家店)、西河、洛带等地，仅有洛带和五凤建有场镇，其外均为幺店子或单单一个地名;明朝中叶后，当政者为强化成都东出重庆的陆路交通建设，将成渝两地间驿站设为官道，此后，东大路北支路交通功能便从传递军事情报、运输物资的要道，改为沱江物流商道和通往川东、川中等地的区域道路。时间再往后，清政府一统四方针对蜀中“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的现状，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四川因内迁人口激增出现的建设城镇高潮一直持续到民国。时东大路北支路挑运货物的队伍络绎不绝，这条路线上建起更多的场镇，一般的商人、脚夫、轿夫等，都是选择这条商道再走水路。当年有“运不完的五凤溪，搬不空的甑子场(洛带);填不满的牛市口(得胜场)，装不满的成都府”之民谚概述此段过往。

(保和场场镇)保和场的建制就是从前述民谚中所提的牛市口受益，在牛市口发展为成都东部平坝区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后，东山的农商业发展也如火如荼，但按照过去“五里一店，十里一场，三十一镇”的交通布局，在牛市口和西河场之间尚缺少一个场镇节点。就着区位优势，保和场歇脚的幺店子被绅粮、商贩等选中成为新的建房置业地，围绕幺店子兴建起许多商业店铺，渐渐形成场镇，终在清末正式建制。再说另一条道路凉水井古道。从牛市口出发，向东经乌龟坝、五桂桥、杨柳店、赖家坡、凉水井等地到龙泉同安镇山门寺，往北可通往

洛带到五凤溪古道，往南能通过龙泉驿达成渝东大路。当年成都最大的石材供应基地龙泉山，要想将石材运输到城里走的是这条路。

(保和场、赖家坡、凉水井相对位置图)凉水井古道名自凉水井，凉水井是一老地名，为东山古道的重要节点，在保和场东南方向约五里、今成华天鹅工业园区和龙泉驿区芙蓉社区之间的位置。相传这一处的凉水井是明朝张献忠马过时下令烧毁的小庙旁一口古井，很有一些年头，古井常年不干，夏季尤为清冽，是以人们就以凉水井称之。历史上，叫凉水井的地方不少，至今仅是成都就不下五个。究其因，是古人摆脱依水而居限制发明凿井术(《吕氏春秋》载，舜在位时期，“伯益作井”)后显现的局面。先人凿井初为饮水之需，后也为满足救火之急(譬如故宫遍布的水井就是为一旦遭遇火灾好及时扑救开凿)。相对于受气温影响大的天然江河湖海水源，井水基本是恒温的，人们因体感得出井水“冬暖夏凉”的特性，在对比夏季地表温度与井水温度

后，便觉井水凉爽，相继传开就叫凉水井了，这中间就难免有重复了。虽叫凉水井的地方不少，但连接保和场与龙泉山的只这一处，它串起的凉水井古道，同东大路北支路古道一样，是为支撑保和场发展壮大的物流通道、经济脉搏之一。时过境迁，古道虽余残段，但其功用已然作古，取而代之的是成洛大道、成渝高速公路等现代化道路。有人在对比了这两条道路和东大路北支路、凉水井古道走向后发现，其路线基本是重合或平行的，即便是在某一段与这一规律背驰，亦会在之后再度重合、平行。(六)温江老城墙的千年史:温江大南街与温泉路路口附近，一块十分显眼的大石碑，上书“城南古郭”四个大字，它是小城的记忆。碑的附近有温江最后的城墙。这是一面长米、高约2米的砖墙，绕着古城墙走一走，有一种苍凉凝重的气息扑面袭来。那些斑斑驳驳、布满尘灰或苔藓的墙砖上，凝聚着多么厚重的岁月风雨和历史沧桑。乾隆九年重建三处城楼站在古城墙下，《温江县志》上的文字在我眼前浮现，刘伯高等老先生的话语在耳边响起——温江自公元年设县以来，城墙经历了土城-石城-砖城的变迁。夯土筑城，是在我国沿用很久的古法筑城，直至宋代时砖城墙才逐渐增多，唐代的长安城和大明宫也是夯土墙。最初的温江城墙，建于隋仁寿三年()，到宋朝时已具一定规模，城墙为泥土所筑，故称土城。因温江建县初期曾一度叫万春县，所以温江土城又叫万春土城，城址一般认为在今温江城。但另一说是在今县城东北，约相当于今万春、镇子一带，位于新开、杨柳二江之间，后来河道向东南迁徙，故土城随之湮灭废弃，新县城南迁至今县城位置。在明成化年间(-)，夯土墙逐渐被石墙代替，土城变成了石城，城址在今县城，石城周长丈。建有5门城楼，城门的名称，民间习惯以城门的朝向来简称，但是每个城门也都取有非常文雅的名称，读之古朴典雅，品之则意味深长，分别是昭化、阜成、广安、永宁、进贤。正德年间(-)于城周围开沟凿壕，作护城之用。壕深8尺，宽1丈。城壕即围绕在城下的壕沟。远古人类为了防御外敌侵扰，在聚落四周掘堑挖壕，随之形成的带状高地，使人们受到修筑墙垣的启示。城濠的产生则可视为最初夯筑城垣时，就地取土的结果。壕内积水而成池，成河，成了难以逾越的一道防线，“惟城围民，惟池围城”，“池”是“城”的屏障，故常以“护城河”称。吊桥是横跨在护城壕上的木板桥，桥面向外的一端结有绳索，通过滑轮、绞盘可随时将桥面吊起，以断来路。崇祯十一年()5座城楼全部倾倒，于是在石城东南西北四角建敌台。清康熙五十四年()新建东门(永宁门)城楼3间，乾隆九年()重修东门城楼，并重新建西门(广安门)和北门(进贤门)城楼。城墙周围墙上筑女墙，墙下插竹柳。清末民初砖城逐渐破损，宋代由于火药在战争中的广泛应用，砖墙渐

多，如扬州、楚州、广州和成都等地都修筑了砖城。砖砌城墙，是宋元以来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普遍发展以后给城墙的包装。清乾隆三十一年()温江石城才被砖城代替。温江城墙在改建过程中，规模扩大，周长达.6丈。城墙位置大致相当于今迎晖路、商业街、温泉路、文武路所在的位置。城门有五座:东门-和宁门、北门-拱宸门、西门-庆丰门、大南门-文明门、小南门-赞元门。5座城门上都建有城楼，东门城楼叫“迎晖楼”，西门城楼称“来凤楼”，北门城楼名“望京楼”，大南门城楼曰“万春楼”，小南门城楼是“南薰楼”。当时常有地方文人骚客登楼，观望风景，吟诗作赋，感慨抒怀。嘉庆十六年()，砖城城墙坍塌余丈，经三年修缮后于城外掘环城壕沟，沿堤种植柳树余棵。远望温江城掩映在柳树丛中，温江城由此有“柳城”之雅号。可惜在咸丰年间，因战事柳树被砍伐无余。砖城从清末民初开始逐渐破损。辛亥保路运动中，县城遭清军袭扰，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县城多次遭炮击，城墙毁损程度很大，不见往日的辉煌。残存的砖城一直存留到解放初期。年“二五”平叛过程中，1多名匪徒围攻县城，城内军民依托城墙守城，等待援兵，最后消灭了匪徒，保卫了新生的红色政权，砖城作出了最后的贡献，完成了历史使命。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为了城市建设的需要，砖城被逐步拆除，最后仅剩温泉路边多米长的一段

砖墙，在默默地向人们述说过去的风风雨雨。年9月，温江县政府为了保护这最后的城墙，对这段城墙进行了修缮。修缮后的城墙，建有70个垛口，让城墙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一块块现代的砖砌在古城墙砖上，如同一页一页叠加起来的一部历史书。历史是一条流动的河，从昨天流到今天，还将从今天流向明天。当历史积淀成一种文化时，它的遗产便成为世代共享的财富。(七)一条已经在成都消失了的河流——解玉溪:解玉溪，一条已经在成都消失了的河流，它的开凿与发展是否与先人们绳割沙磨般打磨玉器相关呢?它流经的途径在何处?当年它给成都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方便了呢?由于年代的久远，现在的资料相当稀少。据《成都城坊古迹考》载《大明一统志》:“解玉溪在大慈寺(今锦江区内)中，与锦江同源，唐韦南康(韦皋)所凿，有细沙可解玉，寺有玉溪院。”《成都城坊古迹考》张唐英《蜀梼杌》卷下:“明德元年(公元年)六月，(孟知祥)幸大慈寺避暑......广政元年(公元年)上巳游大慈寺，宴从官于玉溪院。”元费著《岁华纪丽谱》:“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设厅，暮登寺门楼，观锦江夜市，乞巧之物皆备焉”(注:这里的锦江是指解玉溪)。上面三则典籍所载透露:解玉溪的开凿是在唐贞元元年(公元年)韦皋任西川节度使期间，自西北引内江水入城，经城中斜向东南至大慈寺，于东郭附近仍流入内江。这里的内江就

是郫江(即今天的府河上游)，解玉溪的开凿，既方便了城内生活所需用品的通航运送，也可以解决洪涝时城中积水的排泄。取名解玉，是因为溪中之沙(大概是金刚砂一类)，可以解玉。解玉溪的开凿在城中与新兴的大慈寺相邻，遂成为游览胜地，还修建了解玉院供官员及市民游乐。在成都的街道地名中，包含着相当多的解玉溪的信息。陶亮生先生在《成都街名琐记》中指出:锦江街不见江的原因是当时其街在解玉溪旁，市民称解玉溪也叫锦江，其后溪流干涸淤废，故无江可见。同样在《岁华纪丽谱》“暮登寺门楼，观锦江夜市”中的“锦江”也同指解玉溪;玉沙街也是濒临解玉溪，有玉器作坊，可取溪水夹带之金刚砂解玉，故名玉沙;玉带桥在解玉溪的转弯处，其形如带，上有石桥，故名玉带桥。成都西北的白家塘、王家塘、子龙塘等“塘”也是解玉溪干涸后留下的塘名。流沙河先生在《老成都·芙蓉秋梦》中讲到梓潼正街时，说“千年前的唐代，此街是一条河，河床出产优质金刚砂，可以解剖玉，故名解玉溪。河水是从西北城角水洞子入城的，流经通顺桥街、西玉龙街、玉沙街、东玉龙街、桂王桥街，蜿蜒流到此地，仍向东南流去。又经过东锦江街，流过大慈寺南门前，从老东门水洞子出城去”，《成都地名掌故》采用此说。这个勾勒与《成都城坊古迹考》所载《宋元罗城与子城图》大概是相符合的，从图上所画位置看，老东门水洞子，大概在合江亭附近。关于解玉院，流沙

河先生说千年前的大慈寺的西墙，贴近今福兴街、科甲巷、城守街一线，墙外有解玉溪的潺潺流水，由今梓潼桥正街(当时还是河床)流到这里来，沿着墙外一直向南流去。寺的西墙开有侧门，入门即解玉溪院。取名玉溪，可知此院必在解玉溪的东岸。广政元年(公元年)上巳节(阳历三月上旬)孟昶19岁，在此院宴从官，人人赋诗。这是仿效兰亭曲水流觞之会，文人雅事......玉溪院的位置，估计在今省图书馆附近一带。韦皋凿解玉溪时，成都的双江(外江与内江)并流都是流经城南，而城北无河道，解玉溪所引的内江是由西北靠城边，向南与外江并流，因而流量巨大。到晚唐高骈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为抵抗南诏入侵，开始在旧城外修建罗城，“遂作縻枣堰(今九里堤)转内江水从城北流，又屈而南与外江合”(《舆地广记》)，所开的江叫“清远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府河雏形。由于清远江与解玉溪同引内江水，解玉溪的流量必然相对减少，另外战乱、朝代更替，当政者不主持疏流，随着时间的流逝，解玉溪流水渐细渐小，最后在明代淤塞，干涸，直到变为平地，留下的仅是那些因溪而架的桥梁和临溪街道的名称了。(八)万里桥畔的“枕江楼”南堂餐馆:“枕江楼”南堂餐馆，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年)，它的出现稍晚于羊市街上的“玉珍园”，而早于布后街上的“荣乐园”。旧时，枕江楼声名远扬，在老成都人中有口皆碑。

在旧时的成都，餐馆与饭馆有所不同。饭馆主要指红锅炒菜的川菜馆，荤菜以肉类菜肴为主;餐馆主要经营以水产品为食材的海味菜肴，可以承办酒席，接待大型宴会，又因成都地处西南，海参、鱿鱼、鲍鱼、鱼翅、金钩等海味食材皆从南方运来，故名“南堂餐馆”。南堂餐馆供奉詹王，詹王又名詹鼠。相传隋文帝食遍珍馐而觉无味，杀了大批御厨，又广贴黄榜征集御厨。詹鼠愤而揭榜，告知隋文帝最好吃的菜肴是“饿”，于是隋文帝带人四处找“饿”。在隋文帝奔波劳累饥肠辘辘之时，詹鼠奉上了拿手菜“金鸡报晓”。隋文帝吃后大悦，猛然领悟了治国安邦之道，使隋朝逐渐兴旺，即封詹鼠为詹王。此后，为感念詹王，民间尊其为厨师福星，餐饮业敬其为祖师爷。清光绪三十三年(年)，万里桥重建后，车马行人络绎不绝，还兴起了集市。熟悉饮食行业的黄春山趁机在桥头开设了一家饭馆，以香糟蒸肉、香糟排骨、红烧樱桃肉、蒜泥白肉等为当家菜，由于位置当道，饭菜大众化，服务周到、价廉物美，遂闻名遐迩，生意十分兴

隆。建桥工会刘会长见黄春山饭馆生意蒸蒸日上，便提议扩大经营范围，再增设一家南堂餐馆，并得到黄春山、马鹤琴、余培生等人的赞同，却无合适修建餐馆之地。经过调查探访，众人发现经营煤炭生产的张小楼在桥头附近有一块空地用于堆炭。多次协商后，张小楼同意让出这块空地，众人又集资筹足兴建餐馆款项。不久，在紧靠万里桥、前临江水、景致天然、凉爽宜人的地方，建起了一座风味独特、菜肴佳美、服务热情的南堂餐馆，并且冠以切合景致又带有诗意的名字:枕江楼。枕江楼的建筑是半椭圆形、分成若干小间雅座的吊角楼群，每间雅座都标有额匾，分别取名:江间、江湖、江浒、江涛、江头一、江头二、江头三、江天一览等。楼中临江一侧为走廊，放置有飞来椅(即靠椅)。枕江楼半椭圆形中心便是中庭，庭院中有一草亭，环植竹木花草陪衬，景色怡人。草亭和餐馆中堂各悬一副对联，由股东之一的纪立刚撰书，草亭联云:“百花潭上三秋水;万里桥头一酒楼。”大堂联云:“楼可集群英，枕上黄梁容客睡;桥能通万里，江中白波为谁忙。”措词贴切，对仗工稳，为枕江楼别添一份雅兴。中国饮食文化，除要求菜肴色、香、味、形美观诱人外，还讲究餐厅环境、餐具、陈设的优美雅致。枕江楼坐落在万里桥头，仿佛也沾染了独特的历史文化气息，餐馆中亭台楼阁一一俱全，更有丹青妙笔点缀其间，为宾客宴饮增添了不少文化趣味。枕江楼不仅就餐环境雅致出众，而且菜肴别出心

裁，令人回味无穷。不同于寻常餐馆用死水养殖鱼虾，枕江楼坚持“不鲜不卖，味美可口”的原则，所食鱼虾均事先装进鱼篓养在河水中，待顾客点菜后再从河中捞起，保证了食材的新鲜。并聘请具有丰富烹调经验的唐炳如、傅春云任主厨，做出的“醉虾”“脆皮鱼”“大蒜鲢鱼”“扁豆泥”等当家菜驰誉蓉城。

(20世纪30年代的万里桥)做“醉虾”时，通常先从鱼篓中捞出活虾，剪去虾钳、须、脚，放在装有切成马耳形状葱节的盘子上，淋上曲酒，用碗扣上，让虾醉酒;另用辣椒和湖广会馆酱园的红酱油兑成一碗酱料。上桌后，揭开扣碗淋上酱料，醉酒的虾子便满桌飞

舞，此情此景被食客戏称为“全武行”，食客吃得欢快，却要时刻小心翼翼防止虾子跳到衣服上，令人手忙嘴乱、啼笑皆非。“脆皮鱼”的做法更有讲究，通常选用一斤至一斤半的鲤鱼，把鱼处理干净后，将鱼背割成梯子形，再均匀地抹

上浓淡适中的淀粉汁，下锅炸熟;以糖、醋为主，加笋丝、菌丝作配料，熬成汤汁。起锅装盘淋上汤汁后，再撒上少量葱丝和红海椒丝。“脆皮鱼”皮酥、肉嫩、离骨，达到了色、香、味俱全的境界，“荣乐园”的老板兰光鉴曾慕名而来，特地端回一份研究仿制。其他招牌菜也各有千秋，“扁豆泥”用料精细，十分看重用油和火候，一份成功的扁豆泥口感细密绵软，还要达到“三不沾”(不沾筷子、调羹、上颚)的境界。更有唐师傅做的“溜八块鸡”，还未出锅就香飘四溢，大有“闻香下马”之势。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曾率人专程来品尝枕江楼的招牌菜，吃后赞不绝口。有了佳肴，还应有美酒搭配。枕江楼售卖的酒十分考究，白酒专卖南大街乾元烧房的大曲酒和东巷子天元号的青果酒，黄酒专卖允丰正的陈年绍兴酒。无论餐馆或饭馆，聘请的“堂倌”(指招待、服务员)也是影响生意的重要因素。在枕江楼跑堂的李文青、吴金庭等服务热情周到，能分清各界人士，并且深懂食客口味，所配菜肴均受到食客喜爱。枕江楼有了佳肴、美酒和舒适的就餐环境，吸引了大批南来北往的生意人、军政界人士及学校师生等来此消费，他们或饮酒赋诗，或观景纳凉，或祝寿聚会，一年四季座无虚席，生意十分红火。尤其每年二月花会期间，许多游人游览武侯祠、青羊宫后都会到枕江楼排队进餐，餐馆生意更是火爆。枕江楼还深受当时文艺界人士的欢迎，成都人邓穆卿在《龙门阵》中记述了一段雅事，年，著名作家张恨水乘车来蓉，成都文艺界20余人在枕江楼宴请张恨水，并请其留墨志念，张略事思索，即濡墨挥毫题诗云:江流鸣咽水迢迢，惆怅栏前万里桥。今夜鸡鸣应有梦，晓风残月白门潮。白门，南朝时宋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宣阳门的俗称，白门潮，指日寇南京大屠杀所激起的中国人民悲愤之心潮。张恨水临窗面对万里古桥和奔腾不息的锦江水，想到日寇铁蹄对南京的践踏，一时悲愤万千，忧国忧民之情尽显于笔墨，正是“心逐万里桥下浪，情涌白门悲愤潮”。枕江楼虽在成都享有一定声誉，文人墨客常满，但因其规格和菜价要高出一般饭馆，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劳苦大众望尘莫及，便讥讽性地称其为“整猪楼”。旧时，在黑暗的统治下，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动荡不安，枕江楼的经营充满了磨难和艰辛。民国六年(年)，为反对张勋复辟，四川督军戴戡率滇黔军与刘存厚军队在成都激战，城内大小建筑毁损不少，枕江楼亦受兵燹之灾，店堂一大半被火烧毁。20世纪30年代，四川实行防区制，各军阀为争抢地盘肆意出入成都，军队流动频繁，枕江楼多次成为军队扎兵宿营之处，无法正常营业，还要负担三十多个员工的伙食和工资，遭受的损失难以估计。有时，餐馆还会遭遇飞来横祸，曾有两名军官同在枕江楼饮酒，酒后二人因口角发生械斗，一人当场被打死，警察局担心惹怒军界，不分青红皂白，断定罪在餐馆，将管理餐馆业务的黄子郊关进监狱，后经多方人士

说情送礼，此事才告平息。年，因时局混乱、通货膨胀，餐馆经营陷入困难，又因各股东分歧不断，餐馆只好转让。接办人黄湘臣是当时有名的商人，但对餐饮经营却是外行，他抛弃了枕江楼的经营传统，将当家菜肴搞得面目全非，餐馆逐渐失去了独特风格和顾客信任。年，枕江楼歇业关闭。成都解放后，餐馆主体建筑改建为“建新旅馆”，仅保留了位于柳荫街的一座旧大门。20世纪90年代，成都市实施旧城改造，万里桥以西的柳荫街、城边街等整合为锦里东路，枕江楼被彻底拆除，化作了万里桥畔的一捧尘土，随锦江之水远去，只剩下些许故事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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