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故园，其实有一馆一园。

小城不大，逢五逢十赶街，赶街人忙完营生，总会带上怯生生的孩子去文化馆看稀奇；住在小城里的人们若有闲暇，也会进去闲逛、打牌下棋。

那时的中国，县城没有公园，却都会有文化馆，那是文化中心和宣传阵地。

有水有树有花的文化馆散发着浓郁的怡人气息。格局为前馆后园，文化馆一进三院，地势渐高，有些像封建时代的衙门。事实上，这里先前就是镇台衙门，顺治十七年（），清廷于此设大鹤丽永镇（后改为鹤丽镇）衙门，几经变迁，成了文化馆。

三进院的正屋前都有梯形石坎，石坎两边的石条锃滑如铁，那是孩子们经年滑“滑梯”留下的磨痕。

三个厅堂“空空如也”，内容在墙上，挂着时政新闻、样板戏剧照之类的展板，间或还会有本地文化人书画作品，时间稍长，就会换新内容。

一进院左右是宣传橱窗，内容多为国家大事。

两进院的院坝光线稍暗，一株虬根如龙的粉团花枝条覆压天井。花开时节，满满一天井粉色，香气袭人，蔚为大观，令人叹为观止。

三进院中最显眼的是那两株桂花，一金（桂）一银（桂），八月花开，沁人心脾。这里也最有文化气息，因为这里就是县图书馆，南屋报刊阅览室里，常常挤满了读者。

据老人讲，红二、六军团长征过鹤庆时，后来的共和国元帅贺龙就住三进院北楼。

第三院厅堂的山墙中间有类似于屏风的“影壁”，其上绘有巨幅油画。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幅“你办事、我放心”作品，画得和画报里的一模一样，可见故乡画家们的深厚的功力。

影壁后是券洞门。

绕过影壁，眼前豁然开朗，十来亩见方的花园一览无余。中轴线是畔池石桥和红军长征过鹤庆纪念碑，两边绿树成荫、盆景锦绣，十来张石桌随意分散其间，数条鹅卵石小径连通了花园的每一个角落。

故园其实就是一个袖珍的、小家碧玉的、宁静的公园。

花园是历史上的鹤庆滇真寺寺址。据潘金华先生《杜文秀起义在鹤庆》一文所述：“鹤庆清真寺建于明嘉靖十九年（）鹤庆建新城时，毁于清同治十一年（），寺址在今文化馆正西面的屋基地上，文化馆花园中的畔池是滇真寺留存的唯一遗迹。”由此看来，文化馆是由三进院的鹤丽镇衙门与滇真寺合二为一建成的。

文化馆南侧，可清晰看出三个白族民居院落。

我记事起，文化馆一直就是玩耍的好去处。

花园南边是一排楸木树，北边是一排石榴树，还有一株斜逸的紫薇老树。紫薇，故乡称之为火把花，花开正值火把节时，像极了火把；冬天叶落，火把树就成了“抓抓痒”树，在其光滑的树皮上轻轻抓挠，蓝色天空中的寒枝就会微微晃动，仿佛老树真的被抓痒了。

孩子们总喜欢溜爬那株紫薇，我也曾无数次攀爬过。

畔池两边各有一株树形优美的五角枫。夏天，树上就缀满了酷似苍蝇翅的种籽，捡一把枫树籽，使劲扔到空中，一只只“苍蝇翅”旋转、飞翔，落到我们脸上、落到畔池里，乐此不彼。深秋，枫叶渐红，就捡上一大把当书签。

故乡人到文化馆花园，更多的是相聚、聊天。几十年过去，那年夏天，我与几位同学在故园的聚会仍历历在目。

年火把节过后几天的仲夏夜，花园一张石桌旁，围坐着我和几位同学，旁边那株紫薇的火把花正盛。

下午，我刚从几十公里外的打工处赶回来。一个多月高原阳光的炙烤，让原本皮肤白嫩的我面目有些黑红，但炯炯目光掩饰不住内心藏着的激动和喜悦。

几位都不大开口，黯然神伤的脸上写满了失望。就在今天，他们遭遇了人生真正的滑铁卢，因为高考失败了。他们是我高一、高二所在的48班同学，高三时文、理分科，我去了文科班，他们在48班毕业，考的是理科。那年鹤庆一中高考，几个理科班上线率都不高，而文科班却考出了好成绩，我也顺利达到了录取线。

我同情他们，有些为他们担心，诚心劝道：“去补习吧，或者改为文科，明年肯定会考好。”

……

“唉！不比你们城头人，家里缺劳力，以后就去修理地球喽～”

一位城郊的同学说。

……

坐我对面的城里的同学嘟囔道：“咋考了个特急警报哇，妈的，多七分就够了。不补了！就等招工招干”。

这同学平时说话诙谐，所说的“特急警报”是当年正热播的电影《特急警报》，他考了分，而专科录取线是分。彼时，非农户口才有资格参加招工招干，故而有底气。

第三位同学默不出声，他文科底子好，本来和我一起到了文科班，后来又回理科班了。估计他还在后悔一年前的决定。

我岔开话题，讲起了过去班里的趣事。于是，几个人便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开了。

时光静静流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不知啥时，畔池边孩子们的嬉闹声消失了。环顾四周，远处的昏黄路灯下，一张石桌还有下棋人。

天色更暗了些，守馆老人出现在了券洞门口，对我们高吼：“你几个，要关门了！”

几位同学依依惜别,各自归家，从此劳燕分飞、天各一方。

故乡文化气息最浓，常有本土画家画展，印象最深是高华天的雄鹰和奚联华的山水。

两位老师是有故事的人。

善饮的高老师是很有个性的白族汉子，作品力道刚毅，以画鹰见长。

高老师脾气有时火爆，记得高一某天，我与另一同学在文庙前小院晨读，高老师就住那小院，南边就是国营旅社的客房。

彼时，收音机是稀奇物件，出差人能拥有一台收音机，那心态不亚于今日拥有一辆大奔，并且可以排解旅程寂寞。

小院里很宁静，那丛芭蕉周围零零散散有几位早读同学。旅社那边，一个房间却传来很大的收音机声。

正在洗漱的高老师走到那窗口警告：“声音小点！”

房里没有动静，音量却开得更高了。

满脸怒火的高老师快步返回，从寝室门口端上洗脸水，朝窗口猛地浇进去……

收音机声戛然而止，我与那位同学哑然失笑。高老师表情轻松地折回，忙自个的事去了。

从此后，我们对高老师更加敬畏了。

另一位画家奚联华原是城镇小学代课老师，曾教过我，后来招工去了糖厂。与画苍鹰见长的高老师不同，与他儒雅温和的性格一样，他的作品以灵秀山水见长，透出浓郁的文人气。

话归正题，继续说故园故事吧。

文化馆北面是灯光球场，南面是电影院，皆有门与文化馆连通，进出很是方便。

因为有电影院，那片街区的每一个晚上都热闹。头场电影将散时，热闹就到了高潮。

看第二场电影的多是年轻人。

华灯初上、夜色撩人，俊男靓女挤满了南大街。吹着口哨，表情装得玩世不恭的二流子们纷纷登场，他们或在街上张扬地逛荡，或到人群中拥挤，或对着姑娘们喧哗。二流子们穿着军衣，把领子敞开，露出里面的花衬衫，螃蟹般走路，很宽的喇叭裤如扫帚般扫地而过。这些“奇装异服”假如在今天，是真正的老土，但在当时，是时髦的和威风的。

故乡是礼仪之邦，这类二流子不是太多。多数等看电影的人们会聚在一起闲聊。如果想安静，那就到文化馆后花园，坐在石桌旁休憩、聊天，凭时光静静流淌。

我上高中时，社会风气渐开，有一段时间，文化馆竟成了年轻人恋爱约会的场所。街天，里面就塞满了一群群穿着五彩缤纷的白族姑娘和拎着录音机的伙子们，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当然，我是不会进去凑热闹的，我的同桌阿昌却不同。

阿昌是甸南白族，汉话不流畅。那时农村普遍早恋，与懵懂的我不同，十六七岁的阿昌早已与大姑娘有过亲密接触。上课时常与我耳语，说的全是他周末回家谈恋爱的“摸索”经历。有时听得我脸红，便警告他闭嘴。

当年，鹤庆一中有许多耕地，城西面有大片菜地和水田，西山坝还有上百亩旱地。除了读书，学生们像农人一样耕耘、收获。

一个街天，十多位同学上南街卖莴笋。几大筐莴笋就摆在照相馆前的街边，我们坐在照相馆门口等生意。

莴笋又细又老，实在没有卖相。

不一会，阿昌却不见了。

街上的人已经少了，我们还是没等到生意。失望中，见阿昌慢悠悠从文化馆那边过来。

等他走近，不知是说：“看，他的脸！哈哈！”

大家一看，不由全部大笑。原来，阿昌腮上抹着一大弧红胭脂。

阿昌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好一会才从我们的眼神明白过来，便涨红了脸，用衣袖在脸上猛揩。

原来，大胆的阿昌刚才是逛进文化馆了，然后又被大胆的白族女孩偷袭了。

有趣难忘的往事还很多很多......

如今返乡，我还常到故园走走。那里还是原先的格局，但许多景物已今非夕比。漫步其间，我总会想起少时经历和那些有趣的故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