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文学新干线》第9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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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润的光（随笔五篇）

文/弱水

温润的光

——读聂尔散文集《最后一班地铁》

残雪在一篇文字中写道：在文学这个领域里，纯即意味着深，意味着向核心的挺进。这也是在读聂尔散文集《最后一班地铁》时，我的内心时时激动和颤栗的原因，因为我读到的正是这样一种纯粹的文字。他剔除了语言所有技术和功利层面的形式，使语言纯粹为一种思想方式，它们唯一的指向是对事物本质和灵魂的探索。他的这种拒绝表面化的，向着事物内核和精神深度的掘进，使得他的文字所呈现的细节都不只是细节，而具有了独特的光芒。

拿到书之前，我已经在网上读过了聂尔此书的大部分文字。真正翻着书页的阅读应该算是一种再读。我的再读从被用于书名的《最后一班地铁》开始。“一九八七或一九八八年。夏天的傍晚。”叙述开始了。简洁的语言，如同电影镜头果断而流畅的切换。过去的时光，携带着特定时代的味道，在文字造成的视觉印象中再现。当然，再现的不止时光，还有穿越在时光中的，两个年轻人的现实与理想，他们的英雄主义情结，他们朦胧的超现实主义的情怀，他们关于未来的臆想，以及他们无法隐蔽起来的年轻的激情。但作者的真实意图并非在两个年轻人本身，他真正要表达的，是整个时代。他只是借助于他们，以及他们无意中看到的一部法国影片，去审视和缅怀那个时代。影片中德纳芙那样“集古典美与现代爱欲于一身的形象”，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而影片名字里“最后”两字，则暗合了作者对快速陨落的时代精神的喟然一叹。依稀记得，几年前我在网上一个论坛里初读这篇文字的时候，因为对八O年代的意义缺乏足够深入的理解，尚不能清晰辨认那些打动我的光亮来自何处。此时捧书再读，我才得以确认，从八O年代悠远深处穿透出来的时代精神的光芒，正是星星点点闪耀在聂尔文字中的光芒。

就在这篇文字里，聂尔透露出了他的个人理想，“成为大作家，如萨特一样拥有自己哲学思想的大作家，而不是随便哪种大作家。”其实，它还透露出了聂尔的写作观——思想高于一切。聂尔的所有书写几乎都遵从了这个理想。他写生活中所经历的人，事，物，其实只是把它们作为表达自己思想的承载物。周围环境，那些具体的事物，以及他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被他以写作的眼光加以审视，最终在作品的语言内部得到安置，积聚为他个人精神结构的生动图像。

思想实际上是冒险。从智性出发，向着生活冒险。毫无疑问，聂尔是热衷于这种冒险的。他没有儿子，但他写了一篇《我的儿子》。一篇纯粹的空想之作。“养一个男孩，亲手喂养他，抚养他，看着他，让他在我的屋子里长高，长大……”他臆想中的儿子，在他的语词中快速成长，与他形成一种微妙而紧张的父子关系。他把自己与父亲的关系，“由对抗、恐惧、厌恶和逃避”组成的关系，移植到了他与臆想中的儿子之间。不过，与他自己不同的是，他的“儿子”最终“以他的蛮野和勇气，推倒墙壁，撞开门，像一支利剑从开端处射走……”这正是他的冒险之处。象诗歌一般的凌空高蹈。他将自己从未实现过的自由，赋予了一个他设想中的儿子。而他，只是在他从未冲出过的樊篱之中，在他早已惯常了的沉思冥想的生活中，找到了“幸福的感觉”。那个不曾有过的儿子，谁能说他没有存在过呢。聂尔的冒险，几乎使他触碰到了存在主义的命题。

他更多的时候，是把自己置于一种深深的乃至冷酷的观察、质疑之中，把自己定位于一个观察家、旁观者、局外人而存在。屋子里的一小片阳光，屋檐下聊天的妇女，一支手枪样式的打火机，黄昏的天空，误落阳台中的小鸟，他周遭世界的任何一个细节，一旦在他的凝视之下，便会闪现出与众不同的光芒来。仿佛因为他的凝视，它们才具有了存在的意义。于是，在他的凝视之中，在他以语言建立起来的监控之下，穿过竹帘照射进屋的一注光线，成为一个走不到屋外的孩子，努力采摘的梦想和幸福；剥麻的妇女在屋檐下聊天，成为众神欢乐的一个场景；一支用于打火机的手枪，一支失去了它的辉煌所指的手枪，只剩了它的名字本身的意义，一个偏正结构的单词；黄昏的天空，既是一个倒扣的锅底，又堪称最为简洁的艺术；一只落进阳台的鸟儿，它最终成功突围，重新飞向天空的时候，反观出了作为人的永恒的拘囿。事物不再是它本身，而是一个个等待聂尔用语词之剑破解的谜语。依然是在《最后一班地铁》中，聂尔写道：“我则离开了大北街12号小楼，住进了一座苏式工字形建筑里，我住在工字下面一横的后半段上，也就是说我住到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角落里。”聂尔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那个角落里独处幽思，放任他的思维之流默默而湍急地穿越生命。他身边的，那些偶然交汇于生命的具体事物，在他的凝视中瞬间新生，成为闪耀着思索与抽象之美的文字，在时间中绵延永恒。

他的观察与思考是带有选择性的，是从已知的自我出发，对世界的探险。他凝神于某一事物或人物，是因为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