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好象是从六月份开始，紫薇便开遍了开封的大街小巷。叫紫薇，但颜色不只有紫色，也经常见到粉色的，白色的。

一簇簇，一丛丛，一片片，开得沉甸甸的，“千朵万朵压枝低”。汪曾祺说它开得“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嚷嚷。”照这情形看，《还珠格格》里的小燕子倒比夏紫薇更配叫“紫薇”这个名字。紫薇，也叫满堂红、痒痒树，开封人习惯称百日红。根据《广群芳谱》里面的《紫薇》部记载：“唐时省中多植此花，取其耐久且烂漫可爱也。”省中是禁中的意思，紫微是古代天文学的三垣之一，也用来代称帝王的宫殿，也许这就是紫薇花名字的来由（微通薇）。祝穆的《贺新郎》就这样认为：“此木生林野。自唐家、丝纶置阁，托根其下。长伴词臣挥帝制，因号紫微堪诧。”紫薇夏至时节已然花繁，花期很长，古人称它“四五月始花，开谢接续，可至八九月”，故而又名“百日红”，这有可能是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句，曰：“似痴如醉弱还佳，露压风欺分外斜。谁道花无红百日，紫薇长放半年花。”没有考究过。紫薇花曾见证了另一个诗人白居易的人生。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年)，在地方任职多年的白居易奉召回京，累迁中书舍人，任职“紫微省”，即原来的中书省。唐代开元元年，把职在撰拟诏旨的中书省改称“紫微省”，因“紫微原为帝星，以其政事之所从出，故中书省亦谓之紫微，而舍人为紫微郎。”《新唐书·百官志二》：“中书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掌侍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玺书册命，皆起草进画。”中书省改作紫微省，字面上就可以体味到在其中任职者拟诏出令，接近帝王的荣贵。所以，紫薇花还有权力仕途的象征意义义，世称“官样花”。中书舍人因为要随时根据皇帝的意旨草成制敕，晚上是要在宫里值班的。一天傍晚，在值班的时候，面对着满庭盛开的紫薇花，白居易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就是被经常提到的“紫薇花对紫薇郎”。《韵语阳秋》中说：白乐天作中书舍人，入直西门，对紫薇花有咏曰：“绘编阁下文章静，钟鼓楼中刻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黄昏中独坐几案，面前是成堆的公文，此情此景，庭院中的紫薇花愈是开得热闹，恐怕愈是有“蝉噪林愈静”的效果，更加助长寂寞来袭，所以诗中有一些类似于“寂寞宫花红”般的惆怅。但诗里诗外，也还透出些许自矜。毕竟，在这样一个位置，接近帝王，近水楼台，众人眼里前途无量。但是，前途无量只是一种可能，不是必然。白居易中年被贬为江州司马，浔阳江畔，再度看到紫薇树。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想起曾经的春风得意，一声叹息，再度写就一首《紫薇花》：“紫薇花对紫薇翁，名目虽同貌不同。独占芳菲当夏景，不将颜色托春风。浔阳官舍双高树，兴善僧庭一大丛。何似苏州安置处，花堂栏下月明中。”因“紫薇花”和“紫薇郎”在字面上的相似，放在一起，多少有点“傻傻分不清楚”的感觉。导致每次见到这句诗，总是引起我关于哲学，禅学包括美学中都会涉及到的在“观者”与“被观者”的关系上有一个叫“物化”的概念的联想。物化这个词最早来自于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典故。《庄子·齐物论》中说：“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在这里用寓言来形象地说明他的“物化”意境，即一种泯除事物差别、彼我同化，“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则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就是庄子哲学中关于如何看待事物的一个观点，即为“照之于天”，就是超越任何有局限性的观点，直达事物的本然。这种观点认为，事物的名称都是人给它起的，每种事物的存在，都有它存在的道理（庄子称之为“道”），从“道”的观点看，万物都是相通为一的。万物都有它存在的价值，都有它存在的根据，没有什么东西是毫无存在的价值，也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存在。所以，拿人（我）和物（非我）来说，从“道”的观点看，是没有区别的，是相通为一的。因而，庄周与蝴蝶也是相通为一的。同理，“紫薇花”和“紫薇郎”不仅字面相似，实质上也是相通为一的。道家这种“物化”或者叫“天人合一”思想的阐述，其实也体现在禅学的“梵我合一”（或叫“梵我一如”、“梵我不二”）上。在本来的印度思想中，梵即代表天、自然和普遍的原理、真理，是世界的本源，生命的根本，所有事物产生的原因。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中的那些隐居森林的修行者也被称之为修梵者。修梵有成的修行者可以被称为“梵行”很高的牟尼（智者、仙人的意思）。道家修炼很久的人，也都广被称颂，誉之为“道行”很高。得道者最高的层次被庄子称之为“天人合一”，与“梵我合一”类同。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哲学相接触，导致“禅宗”的兴起，在思想上更是与道家有某些相似之处。禅师的修行，要经过从迷到悟的过程，要把肉体的性情放下，进入禅定的境界。而在此后，他还要离开禅定的境界，重返世俗社会。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及到的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这第三种境界，我的理解也就是说既然从“梵”的观点看事物，万物都是相通为一的，又何必拗于它叫“山”还是叫“水”。这已经都不是个事儿了。据《传灯录》记载，有一个禅僧进入庙里，向佛像身上吐痰，庙里人批评他，他说：“请告我，何处无菩萨？”，好像也有“梵我合一”、万物相通的意味。同样的观点，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在禅语常说的“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着衣，未曾挂着一缕丝”中，也就是说人得悟了以后，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滞着的意思。所以，从“梵”的观点来看，“紫薇郎”还是“紫薇郎”，“紫薇花”还是“紫薇花”，反正只是个名字而已，就生命的根本、事物产生的原因而言，他们俩是一回事。在中国古典文艺学、美学发展史上，在“天人合一”观念的笼罩下，“物化”还是一种独特的审美创造现象，所昭示的是文艺创造主客体浑一的忘我的精神境界。我们一般都是在“看”世界，高楼大厦，茅檐低小，都是我们眼中所观之物之景，我们和物都是观者与被观者的关系。这样一来，紫薇郎自是紫薇郎，紫薇花自是紫薇花，虽日与花对，终然邈千里。而“物化”要解决的是超越“物的世界”，进入一种生命的悟境，人融到物中，从世界的对岸回到世界中，这时的“紫薇花”不是外在的“物”，而是与“紫薇郎”共同组成一个有意味的世界，彼我同化，哪里有观紫薇花的紫薇郎，哪里有紫薇郎观的紫薇花。我为世界所有，世界也为我所有。这种忘我是一种心理的超越。

《世说新语·言语》云：“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所谓会心，即物我关系消除，人与世界融为一体，人在自我创造的世界里得到心灵的安顿。苏东坡作品中时常可以看到对此的感悟，《记承天寺夜游》中写道：“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为什么时时有月，处处有竹柏影，而我们常常感受不到“此中有真意”。盖因在这个物欲的世界里，我们习惯于把世界置于自己的对立面，把自己作为一个掌控者，泯灭了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命灵觉。在《与子明兄一首》中说到：“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所谓“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已经与世界一无所隔，浑然与万物同体。在这种情形下，已经不是“我”看到了什么，而是“我”与世界共同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在评文与可画竹时，他这样写道：“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丧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竹就是我，我就是竹，我与竹处于混化的状态，超越了爱竹的概念，而是直接的生命感知。在上述事例中，物化在“天人合一”观念的引导下实现了审美创造的移情，主体和物象是合一的，在主体情思的笼罩下，物象充满了生动的艺术情趣，具有了真正的审美意义。以上我的这些胡思乱想，想来和当时的“紫薇郎”并没有任何关系。此时的白居易，心中充斥的还是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饱含着对社会的责任感，成天想的还都是入仕和有为。虽然字“乐天”，也只不过是内心痛苦不平的自我调节。直到中年以后，传统老庄道家思想和当时正蔚然成风的佛家思想，才逐渐浸入了他的人生观，以至于成为了他中晚年立身处事的重要准则。特别是在他晚年分司洛阳以后，自称“官秩三品分洛下，交游一半在僧中”。这个时候曾经的紫薇郎，如果再来看紫薇花，也许当是另外一种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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